1999-2003年间，塞特教授在美国南加州的富人区和穷人区各选一所小学，分别开设有关互联网的免费课程。这四年实践与研究成为本书的基础。他分析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儿童如何利用互联网寻找信息的问题，指出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互联网对于儿童来说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商场而不是图书馆。特别对语言能力不强的孩子来说，互联网里庞大的数据会让孩子们陷入长时间徒劳无益的搜索，从而产生挫败感。此外，儿童对于互联网上广告信息缺乏分辨能力，所以更需要老师和家长提供帮助。更为重要的在于，这种帮助并非仅仅是知识性的传授，而是要使儿童在引导下逐渐养成批判性思维。但是，塞特教授通过比较两所学校儿童使用互联网的情况，发现尽管上层社会儿童更容易接触互联网，但教育仅仅是把互联网作为数字化、标准化教育的工具，这除了为提供教育软件的公司带来巨大利润之外，很难培养儿童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下层社会儿童的学校由于分数的压力更难培养儿童的这种能力。

　　在此基础上，塞特得出结论：只有在教师的指导下，儿童才能逐渐培养出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否则，互联网是不适合儿童的。它始终只能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而教师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是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和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才是教育的中心。他的观点是古典的、人文主义的，甚至能使人嗅到某种精英气息。但在这个技术至上主义的时代中，一切不能数字化的、不能落为实处的东西都被视为不可信的。这一点，正是美国近年来的教育趋势。

　　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教育界兴起了“回归基础”运动。这一运动本来是针对美国教育不太重视基本能力培养而兴起的。美国的高中，特别是位于少数族裔聚居区的高中，教学质量低下，学生甚至不能掌握基本的阅读能力，犯罪率居高不下。但“回归基础”并没有使美国公立学校的基础教育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因为它认为那些少数族裔的孩子之所以教育水平低下、犯罪率高、贫困，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其隐含的前提就是把贫困问题全部归为贫困者自身，完全没有考虑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受压迫身份，没有考虑种族、阶层给他们带来的先天创伤。相反，这一运动过多地强调基本功的训练和考试分数，把教师排除在积极的教育因素之外，使更多的学生疏离、更多的学校管理者腐败。在一部分人看来，它还影响了富裕白人居住区的学校，损害了注重能力培养的美国教育。

　　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克林顿政府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为公立学校的计算机及网络设施投入大量资金，甚至像“苹果”这样的企业也加入进来。虽然此期间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很大，但都用来购置设备，真正用来提高教师待遇以促进教育发展的资金非常有限。甚至使人猜测，政府提供网络公共设施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促进公共教育的发展，还是为大公司开拓新市场。进入布什时代，新保守主义的势力强盛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公共教育的经费被大量缩减，不仅学校购入新近的计算机设备的资金短缺，公立学校教师的待遇也不如从前。这一不利于教师为儿童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教育，阻碍了儿童批判性思维的形成。

　　但塞特教授并非否认数字鸿沟的存在。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富裕郊区白人儿童与贫穷的市区少数族裔儿童在接触互联网方面的差异。而且他在少数族裔的儿童身上所用的精力远远超过了富裕白人儿童。甚至可以说，这本书实际上就是讲述了一所由拉美裔和非裔后代组成的小学中，儿童的网络使用状况，而那些富裕的白人儿童仅仅是作为对比的背景和讨论展开的平台。当他在研究了男女生计算机能力的差异之后发现，性别因素远远不如阶级和种族的差别明显。一切差别，归根结底都是经济的差别。即使是涉及数字鸿沟的问题，塞特的论述也没有走向技术主义，他论述的落脚点并不是如何让这些孩子与富裕的白人孩子一样有均衡的机会接触计算机，而是如何能够让这些孩子在教师的指导下获得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略有遗憾的只是塞特在论述下层社会儿童的状况时，依然跳不出前人的逻辑。他依然把贫困儿童的现状归因为受教育水平的低下，而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几乎是被窒息的。所以，这本书离彻底的社会文化反思尚有一段距离。

　　虽然这本书是赛特教授针对美国基础教育而写出的，但当下中国却恰好处在互联网技术走入中小学的过渡时期。现在，我们如何处理自己的数字鸿沟？如何协调网络与传统教育？如何引导儿童更健康有效地使用网络？这些都是塞特带给我们思考的问题。

　　此文发表于《教育文摘周报》2007年11月28日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