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卡潘/盖洛普对美国公立学校的民意调查（The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以下简称“民意调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查尔斯·F·凯特林二世（Charles F. Kettering II）。他的祖父[①]是闻名遐迩的凯特林基金会（the Kettering Foundation）的创建者，也是一位发明家和制造商，曾经做过乡村教师。凯特林年轻时，在科罗拉多大学取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并建立了CFK公司。CFK公司是一个非常小的基金会，在其存在的短暂时期内，资助了三个与教育有关的项目：学校管理者的大学在职培训，改善学校环境，以及一年一度对公立学校的民意调查。

凯特林建立CFK公司时，邀请当时还是凯特林基金会拨款部（grants division）主任的爱德华·布雷纳德（Edward Brainard）加入CFK董事会。爱德华·布雷纳德接受了邀请，但他当时专注于做研究。在CFK公司的一次规划会议上，他建议基金会请当时还是凯特林基金会董事会成员的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 Sr.）来帮忙，正是盖洛普产生了进行一年一度教育民意调查的想法。

盖洛普对教育民意调查前景的热情较之布雷纳德和凯特林有过之而无不及。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经是推进科学民意调查的先驱。在此之前，盖洛普曾经是一位大学教授，而且他的家族成员中有好几位曾做过教师。盖洛普对每一年的民意调查都有强烈的兴趣，在1984年去世以前，他一直亲自撰写每一年的调查报告。从那以后，他的儿子亚历克（Alec）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家族成员对教育的兴趣，成为每年民意调查报告的合著者。

第一次教育民意调查于1969年发表在教育活动发展研究所（IDEA）的报告上。教育活动发展研究所是凯特林基金会下辖的科研机构，由佛罗里达州教育家B.弗兰克·布朗（B. Frank Brown）负责。斯坦利·伊拉姆（Stanley Elam）从1956年到1981年一直是《卡潘》（The Phi Delta Kappan）的编辑，他概括总结了第一年的调查报告，并将其发表在1969年11月出版的《卡潘》杂志上。布雷纳德看到了这个概括总结，于是问卡潘(CFK)是否有兴趣在《卡潘》杂志上出版下一年调查报告的全文。伊拉姆欣然接受这样一个机会，使卡潘作为教育民意调查的项目成员分享调查信息。自此以后，这项调查成为《卡潘》的一个持续性的特色。

当伊拉姆1981年从《卡潘》退休的时候，他被聘为特约编辑，继续担任卡潘民意调查项目的负责人。从1989年起，他开始与亚历克·盖洛普（Alec Gallup）合作撰写调查报告，1991年起，他们（伊拉姆和亚历克·盖洛普）与卡潘退休的执行理事洛厄尔·罗丝（Lowell Rose）一起合作撰写调查报告，直到1998年洛厄尔·罗丝完全接替伊拉姆的工作。

非常不幸，查尔斯·F·凯特林二世在有生之年没有能看到他资助的这项民意调查在美国成为一项全国性的教育项目，他在1971年离开了我们。当时他为了救家里的一只小狗，被车严重撞伤，离开我们的时候年仅40岁。

凯特林去世之后两年半，CFK公司完成了对其项目的资助以后，就停止了。一段时期内，此项民意调查的的前景颇不乐观。但是，布雷纳德和弗兰克·布朗决定拯救这个项目。在这期间，布雷纳德从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寻求到为期一年的暂时性资助。次年，凯特林基金会总部同意为这项调查埋单，但是由于基金会收益下降，被迫在1981年停止对这项调查的资助。

卡潘从“莉莉捐赠基金”（Lilly Endowment）得到了对此项民意调查的另一项暂时性资助。从1983年开始，卡潘自己承担起此项民意调查的全部费用。之后不久，卡潘把自己的名字加在调查项目的名称上。不过，调查问题的审查、调查过程的管理、调查结果的汇编还是由亚历克·盖洛普和他的同事们全程负责，而最终的调查报告则发表在每年九月出版的那一期《卡潘》杂志上。

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在美国已进行多年，其影响力不断扩大。与所有民意调查一样，这项调查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谁对谁错，而是为了与教育者一起发现和分享人们对教育的普遍看法。教育者不要根据这些民意调查来判断自己学校中的纪律是否存在问题。相反，他们应该通过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认识到他们的委托人——美国人民——是否相信学校中存在纪律问题。

现在，通过范国睿教授和他的团队的努力，以及与卡潘国际的充分合作，这些民意调查将与中国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们见面。也许在未来，中国会出现类似的教育民意调查，中国的教育者也将会通过一个可靠的调查结果，来了解他们的委托人对教育的看法。

布鲁斯·史密斯博士

《卡潘》主编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

2007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