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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教育作为实现文明与福祉的生活方式
——关于《教育：思想与对话》的深度访谈 |
| 作者：张树伟 |
日期：2008-1-17 14:15:21 |
出处：《中国教育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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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谁也不能把握解构整个教育的手术刀，谁也无法建构终极的价值与思想体系，以学术为志向的知识人，不可以再去扮演新时代先知的丑角了，唯一能够做的，是力求保持“头脑的清明”并努力传播这种清明，严肃地关切、审慎地思考教育问题，保持多元化的理论追求；要勇敢地抵抗鄙俗的社会文化潮流。
编者按
金生鈜教授，教育哲学学者，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由金生鈜教授主编的学术集刊《教育：思想与对话》(第一辑)去年8月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套年度出版的专辑经过了近两年的酝酿得以面世，以其“直面教育问题，追求思想深度，力求表达平实，倡导公共关怀”的特点得到了许多学术同仁的认可，并激发了诸多评论。为此，记者就《教育：思想与对话》书里书外的话题，采访了本书主编金生鈜教授和责任编辑郑豪杰先生。
汉语教育学思想的创造是中国教育实践的希望
记者：当我拿到《教育：思想与对话》一书，首先被封面上的一段文字所吸引，“教育理论能否担当一种责任：为教育需要理想而进行无畏的思想辩护和审慎的思想言说？”金教授，请问，这是否可以看作是您主编这本集刊的一个出发点？
金生鈜教授：是的。在我看来，在今天这样的生活经济化时代，教育已经成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工具，似乎不再看重超越性的理想。学术界的一些人，也逐渐地在遗失知识分子的理想、良知和责任，越来越关心介入现实而获取个人的经济利益。现实的功利屏蔽了思想的萌发，抑制了思想的蓬勃与理论的生机，也造成了教育实践的封闭和狭隘。
如果把教育作为实现社会文明与福祉的公共生活的方式，我们就必须要本着教育学人志业的理想，以批判和建构的取向，以社会的公共福祉为立场，去激发多元的思想活动，去追寻教育之理想，去促成教育实践的多元化的变革。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句话：“思想活动，它的道路通向希望。”我因此认为，汉语教育学思想的创造是我们中国教育学乃至教育实践的希望。
《教育：思想与对话》是一份思想性的教育学术集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想作一次尝试，创造一个思想交流的自由空间，激发丰富多元的教育思想，并且能够通过刊物得以更广泛地对话和传播。我们试图通过这个集刊，去反思那些造成目前教育的这种状况的历史行动和观念，去把握和想象中国社会新文化建构所需要的教育思想及实践，去理解和解释我们这个社会文化处境中教育与人、与社会的关系，尽可能地为我们的教育实践提供思想的参照。
当然，这仅仅是我们的努力，我们迈出的这一步离我们的理想还非常远。
记者：“思想活动，它的道路通向希望”，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很有深意。策划和出版《教育：思想与对话》，是否就是希望通过深度的思想表达和对话，来引导教育实践向着希望之未来行进？
金生鈜教授：思想本身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实践，这其实意味着思想建构实践。真正的思想也不可能不关注实践，但思想关注的是实践行动背后的观念和价值，而不是实践过程的操作方式。目前的中国教育学界，对于思想的重要性认识是不够的。
我认为，教育学界不仅要尊重现实的经验，而且要以开放的心态、以敏锐的思想不断地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经验形式，同时，要以观念和话语的创新促生新的思想方式和思想，以思想的突破促发经验结构的多元化，否则，经验与思想是割裂的，仅仅依赖经验，永远无法触及教育问题的本质，永远无法把现实的改造落实在一种恒久而理性的方向上。
只有尝试从问题之根上去把握问题，也许才是真正的思想活动，才能萌发新的思想方式，才能形成新的经验，我们才能为现实教育的改造而提出多元思想的努力。因此，我们应该在重视思想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经验——思想过的经验。这样，思想和经验才能超越现实的局限。正如实践需要更深邃的理想和理性的指导，思想也需要经验的深化和证明。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集刊，激发多种多样的思想活动，在汉语教育学界搅动思想探求的热流，从而促生多元的思想，构成对我们的现实的思索。但是，必须强调，我们无意为现实的教育建构终极的价值体系，也无意去充当占卜新教育现实的先知，我们更不想建立那种统领整个教育的唯一的思想，因为那样的思想必定是虚假的或不适宜的。
我们不仅试图培育汉语的教育思想，也试图激发思想者，同时，也通过刊物学习西方对教育问题的思想方式。集刊期望把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与时代的精神处境、文化境遇结合起来，在开阔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言说教育的真问题，表达对教育的理解、忧思和期望，以思想关怀实践的理论取向推进教育实践的变革，激发思想，为当代中国教育的革新与进步提供思想的贡献。
郑豪杰：集刊创办的目的就是致力于表达对教育现实的价值关怀，体现对普遍问题的独特思想方式，形成对教育问题的公共讨论和自由对话的思想氛围。以问题和思想为取向，以价值关怀为精神，以学术创新为抱负。思想在本刊是放在第一位的，学术研究，首先应该是一种思想活动，不因学术而淡出思想，要让思想成为教育学术的风骨。
我认为，重塑教育的理念，需要思考教育和人的良善生活的德性根基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思考和检讨形成教育现状的历史，历史的观念、经验及行动。
《教育：思想与对话》所追求的，就是通过思想的深度对话，来进行这样一种思想活动，为思考教育问题和表达教育思想提供一个理性的、多元的、自由的对话空间、思想氛围、公共论域。所以，在编辑思想上，我和主编金教授的想法完全一致。
说到这本书的策划，那是在两年前，和金教授在长春召开的教育基本理论年会上初次讨论这个选题，一拍即合。经过两年多的酝酿，终于面世。金教授批判和拒斥任何救世的先知心态，在自己的研究中尝试以思想的探求追寻教育理想的信念，努力激发教育学者以学术为业的责任、热忱和清明，我觉得这同样也是《教育：思想与对话》的精神和宗旨。
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许多人的关心和帮助。许多教育学界的前辈，顾明远先生、鲁洁先生，还有著名教育哲学家，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John White等编委会专家顾问，关心和支持本书的出版，John White教授不时来信询问文章编辑和出版情况并推荐了哲学家麦金泰尔的稿件；钱理群教授、任不寐先生等许多知名学者为第一辑赐予了稿件；鲁洁教授亲自为本书作了专家审读，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教育科学出版社从社主管领导、部门领导以及其他同仁都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诸多关心和支持，从选题把关、书稿质量、装帧设计等方面都倾注了许多心血；一些学术界的朋友也发来邮件询问本书的出版，表达了欣喜和关心之意。有思想品格、公共关怀的作品，总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和厚爱；而来自各界读者的关注，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都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和有力的鞭策。
教育学人应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品格
记者：在这个知识体制日臻完善的时代，许多学人遁入知识殿堂，越来越倾向于扮演实用主义“技术型专家”的角色，疏于公共关怀。在教育领域，像《教育：思想与对话》这种学理深厚，同时又具有公共关怀的作品，值得期待。
那么，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教育：思想与对话》是一本富有学术理想的思想性集刊，彰显的是教育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种品格？
金生鈜教授：是的。你说的很符合《教育：思想与对话》的编辑宗旨。正如鲁洁教授评价的，这本书“不因学术而淡出思想”。
这份集刊致力于引导学术思想关怀教育现实，形成对教育问题的公共讨论的思想氛围。我们想从全球意识、多元视角，以及公共利益的语境下来思考和探讨教育问题，突出思想的启蒙性质和对基础问题的深度思考。因此，主要发表国内外教育研究及与教育有关的思想评论的力作，突出教育问题的多学科对话的特点。
我们期望把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与时代的精神处境、文化境遇结合起来，以郑重关切教育的态度来促进对教育的理性思考。因此，在选稿上，我们倾向于收录从多元视角、从社会文化的语境下来思考和探讨教育问题的文章，要求突出思想的启蒙性质和对基础问题的深度思考，希望以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更开阔、更开放的视角来思考教育问题，特别注意把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关于教育的多样话语纳入编辑视野。总的特点就是体现思想性、公共性、开放性，促进对教育这一人类最为重要的公共事务的深度思考。
在中国教育学界，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以严肃的思考关心教育中的种种涉及我们的文化再造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太少，我们期望这样一份刊物，能够扩大教育学人的视野和立场，培养教育学界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
教育学的立场不仅是教育的立场，还是整个文化的立场
记者：那么，《教育：思想与对话》第一辑主题和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有什么精彩的地方？
金生鈜教授：正如刚才所说，现代性的教育困境是思想与实践的选择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和思考那些教育的历史行动和观念。所以，第一辑的主题是关于教育现代性若干问题的讨论。以后主题性会更加明确一些，比如第二辑的主题考虑以教育公正和教育平等为主题来组稿。
在第一辑的内容中，所收录的文章，主要考虑从多维度、多视角的教育研究路径出发，审思教育与人的精神处境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其中的话题比如，东西方教育的现代性困境是怎样产生的，中国的教育精神的迷茫之根在哪里，如何看待五四的语文教育传统，革命及其道德教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学习前苏联教育模式给中国教育的现实带来了什么，现代的儿童读经运动怎样禁锢了孩子的天性与思想等等。
我们认为，中国教育思想的历史变迁，既造就了我们独特的教育现实，也影响中国未来教育的选择。中国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教育要培养受过教育的公众，因此，教育要勇敢地抵抗鄙俗的社会文化潮流。教育学的使命不仅仅是学校、教室、课堂里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事情，不是简单的专门教育的立场，而是整个文化的立场。
郑豪杰：这一辑收录的文章，从教师的道德发展到道德教育，从教育管理中的病态权力到学术人的志业人格，从大学精神的扭曲失落到儿童读经的文化复辟，从革命幻觉的醒悟到对前苏联模式迷误的审视，从对五四教育传统的反思到对理性精神的尊重，都试图探索教育和现实的真切关系。这一辑文章呈现几个特点：
一是所收录文章的作者都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如教育哲学家邓恩与著名哲学家麦金泰尔的一篇对话《现代性文化中的教育困境：与麦金泰尔的对话》，提出了当代教育要培养学生的质疑态度和反思精神，教育要能抵御住控制它的社会潮流。麦金泰尔的名字以及他的《德性之后》早已为学术界耳熟能详。又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理论家钱理群先生，他的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是关于语文教育与五四教育传统的审思，是作者系统研究的成果，思考非常深入、精到。
二是选篇时考虑到了多学科对话的性质。如社会学教授贺晓星的《志业的眼睛与头脑清明》，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当代学人要具有以批判、反思为特征的学术冷静，援引韦伯的以学术为业的思想，讨论社会转型期教育社会学的使命。又如刘铁芳教授著《教化的困惑：革命伦理与道德理想》一文，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近代革命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模式所带来的道德想像、教化意义，影响及局限。
三是围绕一个基本主题，突出表达教育话语的多样性，体现思想性、开放性的特点。各篇文章的主题力求从开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来思考和探讨教育问题，突出思想的启蒙性质和对基础问题的深度思考，这也是这个集刊所要坚持的方向。
总体上来说，这本书的学术分量高、思想性强，文章选取的视角也新颖、有力度，说它是思想大餐、精神盛宴实不为过。
以思想追寻实现社会进步和生活福祉的教育形式
记者：看来，对所有关心中国教育的人士来说，这本书值得一读，它所承载的，不仅是厚重的思想，也是教育的理想和使命。
郑豪杰：深度的思想，教育的理想和使命，可以看作是本书和本书的作者们的一种追求。但是，我想，我们对一本图书所能承载的社会使命不能过于苛求，我们不能期望一本书能够带来怎样的影响，可以改变教育的现实状态；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赞同这本书里的思想和主张……
我想强调我们的一个主张，那就是，事实上，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谁也不能把握解构整个教育的手术刀，谁也无法建构终极的价值与思想体系，以学术为志向的知识人，不可以再去扮演新时代先知的丑角了，唯一能够做的，是力求保持“头脑的清明”并努力传播这种清明，严肃地关切、审慎地思考教育问题，保持多元化的理论追求。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要以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姿态来吸纳不同的见解、观点？
郑豪杰：是的。这本书以多学科的话语、多角度来考察教育问题，各篇文章的研究的方法和结论是不同的，但各篇文章的基调却是一致的，就是“把教育作为实现文明与福祉的生活方式”。这些同与不同，表达了建设性的学术探究状态。我们鼓励争鸣和探索，鼓励多元的思想贡献。
无论对于学人还是对于出版人来说，我们需要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搭建多元的教育话语的平台，推动多元思想的创生，为教育的新变革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我认为，这是《教育：思想与对话》这本集刊最重要也是最有意义的价值和理念。
金生鈜教授：学术建设最重要的是以民主的态度来展开自由平等的对话，多元的观点并不必求得完全的共识，唯一要旨是教育要以促进人与社会之和谐为终极价值。理论和思想的多元是摆脱知识专制的重要的途径，更是思想创造和知识进步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思想的多元可以造就多元的实践，带来实践的活动形式的丰富，既克服思想的僵化和呆滞，又防止教育实践的同质化和单面化。《教育：思想与对话》鼓励多元的思想贡献，在多元的思想贡献中，我们才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的多种形式的革新与进步，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美好愿景。
原载于《中国教育报》2006年3月30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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