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教材教辅一直以来都是大多数教育出版社的主打牌，但近年来随着一费制、教材招投标、义务教育法修订等一系列教育政策改变，有不少业内人发出了“教材教辅将退热，教育理论图书将升温”的预言，也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贵社现在可说是教育理论出版的领头羊，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东：教育出版囊括的范围很广，其中教材教辅出版占据了大半壁江山，2006年虽然受教材招标政策的冲击较大，但仍是许多教育专业社的重头戏。我社在课标教材的出版发行上也继续投入了许多心血，终于在白热化的竞争中坚守住了阵地。当然，对我社而言，教育理论图书出版的确是不得不谈的一大特色，因为它不仅一直是我社极为重视的出版板块，也是我社打造自身独特品牌的重心所在。 

   　我社早些年之所以敢在教材教辅铺天盖地的热闹场面下擎起教育理论图书出版的大旗，主要源于对自身的清晰定位，即集中优势力量，做中国教育科学领域最专业、最权威的出版社。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多年来我社在出版行为上紧紧把握住“源”与“流”的关系，在教育理论图书出版上尽量坚持“精”与“新”并举，使出版的书既能够提升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论素养，又有利于增强一线教师的教育实践能力，促进其专业化发展。时至今日，我们终于从最初的坐“冷板凳”到被众多读者誉为“教育理论图书出版的旗帜”，可以说，这种转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是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很强的耐心的。

   　教育理论图书相比从前乏人问津的境况来说，这几年的确有升温迹象，我个人认为这可能与它较畅销书或是教材教辅而言，虽市场收益有限，但其社会效益和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却有很大关系。不过我们静下心再来看，其品种和发行量仍是不太乐观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社虽然在2006年教育理论图书市场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保持住了优势，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品种深度开发、信息渠道建设、营销模式转变等方面仍有可进一步挖掘之处，这也是教育理论图书出版共同面临的问题。 

　 《出版人》：教育学术出版历来被人认为“费力不讨好”的赔钱买卖，众多的出版社，包括教育出版社，对此往往敬而远之。然而贵社却用事实说话，创造了教育理论图书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业内佳话。请问贵社在教育理论图书的整体运作上有哪些经验? 

　   李东：长期以来教育出版中的确有一种流行的观念，就是认为教育理论图书太专业和太精深，因而读者面很窄，不可能取得好的经济效益，是“费力不讨好”的赔钱买卖。我觉得这种观念存在一定误区，最关键一点就是混淆了教育理论图书与教育学术图书的概念，将教育理论图书的认识单一化与狭窄化了。我认为教育理论图书在广义上其实应该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高端化的、专业性较强的教育学术著作，第二类是普及性的、实践性较强的教师教育用书，第三类是大众化的、通俗性较强的教育类理论读物。 

   　对我社而言，前两类是目前为止做得较成功的。其中高品质的学术著作出版始终是我社建立优势、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和重点。我们知道学术著作有自己的学理和专业性要求，读者群也是特定的。对于教育专业出版尤其如此。出版社若是为了一味迎合市场而期冀学术著作能变成通俗化读物，期冀通过学术书来营造一种热闹非凡、万人涌购的市场景象，这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学术著作更需要的是在冷静中闪耀着独特的学术价值、彰显着独特的学术品位，通过塑造精品、打造品牌来产生社会效益和巩固特定的读者群，从而带动经济效益的相应提升。 

   　因此，我社在学术著作出版上就尽量保持它的高端性和专业性特色，力图通过多挖掘一些具有前瞻视野和先导思想的选题，去营造和影响教育学界的话语圈和研究思潮，从而引领中国教育出版的方向。举例来说，我们出版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评介质的研究方法的理论专著，在国内质的研究的理论建树与方法推广方面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我们出版的译著《理解课程》被誉为课程领域“圣经”，为我国当前的课程改革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理解”的范式。还有我们出版的“实践中的多元智力系列”和《教学机智——教育智能的意蕴》等书都分别在国内教育界掀起了“多元智能”和“现象学教育学”研究的新热潮。 

   　2006年我们继续秉承这种风格，陆续又引进了“教育变革系列”、“对话•社会•教育”译丛、“哈佛教育名著系列”等，并持续开发了本土原创的“中国教育评论系列”、“现代课程与教学新视野文库”、“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丛书”等选题，这些选题基本上代表了国内外教育的最新发展动态，在教育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因而在教育学术出版普遍“赔本赚吆喝"的情况下都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多数实现了重印。 

　 《出版人》：您对教育理论图书的分类很有意思，相信让许多对教育理论图书出版持悲观态度的人启发颇多。特别是您刚才提到的第二类“教师教育理论书”，贵社这几年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您能否再具体谈谈?据我了解，目前国内许多教育出版社以及一些大学出版社都把教师教育类图书作为一项重要的业务来做，有些社也积累了较强的实力，这对贵社的此类出版会构成挑战吗?如果有，贵社准备如何应对? 

　   李东：教师教育理论书的提法乍一听让人感觉比较别扭，但它主要是相对更具体、细微的教师教学指导用书而言，我们也将之称为“教师专业素养成长用书”。我社在此类图书的出版上其实并不资深，但从这几年各类教师用书排行榜上的名次和上榜数量来看，成绩还算可以。例如在《中国教育报》2005年度、2006年度教师用书盘点统计的全国教师用书零售畅销榜上，“课程改革类”、“普及读物类，和“学术著作类”三类图书的第一名都是我社的图书，品种也是最多的，包括《给教师的建议》《和教师的谈话》《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教育职场：教师的道德成长》《新课程教学问题与解决丛书》《陶行知教育名篇》等。

   　而2006年我社在注重提高教师科研素养和职业素养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教师思想成长和心灵关怀人手，又深入开发了许多体现人文气息的选题，如《陶行知教育名篇》《杜威教育名篇》《不分级小学》“研训一体教师成长丛书”、“教育智慧与智慧型教师研究丛书”、“新教师成长日记”等，这些书在每季北京教育书店的统计中也都是翘楚，非常受一线教师的欢迎。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教育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两方面都越来越注重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这种整体趋势体现在未来几年的教师用书出版上，必然会带动起一股重视教师人文关怀之风。我社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脉动，今年将在06年的基础上继续推出一批反映此类主题和动向的图书，如《捕捉教师智慧：教师成长档案袋》《教育先锋者档案》、“教师•人生”丛书等。 

   　当然，同行做得好的也很多，如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大厦书系”、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教师读本”等，他们的选题策划与营销模式都是非常好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促使我们奋发图强的动力。其实，除了行业内的竞争，近年来全球教育理论图书销量的下滑也是一个不利的大环境。如何在紧张的局势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我想我们仍是要坚持精益求精的品质，其次要陆续进行对传统出版的模式转型，如探讨数字化出版、网络出版模式等，要尽早抢占新兴领域的战略高地。如果我们能在战略上保持前瞻的视野和敏锐的目光，在具体实践上又能严格要求，精雕细作，那么我们的产品一定会保持长久旺盛的生命力，真正促进中国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 

文章来源：《出版人》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