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遗忘的俄罗斯 ——写在《20-21世纪之交中俄教育改革比较》出版之际     由中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共同合作的成果———《20-21世纪之交中俄教育改革比较》一书近日正式出版，成为中国教育界献给“俄罗斯年”的一份厚礼。为此，我们采访了该书主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朱小蔓。    

 

       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与中国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可比性和可借鉴性。然而，近20年来中国教育界似乎正在遗忘俄罗斯。 

 

      记者：此次出版的《20-21世纪之交中俄教育改革比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俄两国在教育领域内进行的第一次如此广泛的合作。策划此书是为了今年的“俄罗斯年”吗？    

 

 　  朱小蔓：2003年10月中央教科所就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在莫斯科签订了“2003-2006合作协议书”，双方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研究合作是协议的一个重要原则条款。有意思的是，我们当时决定做这件事情时，并不知道完成该书之时，即是中国的“俄罗斯年”，这两件事情遇到一起是非常偶然的，也算是中国教育界为“俄罗斯年”献上的一份厚礼吧。     记得当时签完合作协议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博士H.E.鲍列夫斯卡娅向我提议，能否搞一个世纪之交的中俄教育比较研究，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2004年5月她专门来中国商讨此事，经过多次磋商最终达成具体的工作协议。鲍列夫斯卡娅虽然是历史学博士，但是上世纪80年代她就开始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她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当代教育的研究，她对中国教育的熟悉程度常常会令我们惊奇。我认为，像鲍列夫斯卡娅这样的人，既是俄罗斯改革的局中人，又是汉学家，同时与中国教育界有着密切的关系，由她出面全面参与是这个项目能完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俄罗斯的教育理论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教育界，像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发展教育思想等。俄罗斯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朱小蔓：中俄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曾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建国以后，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始发国。那时在中国不仅有以凯洛夫为代表的教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而且有教育体制、专业设置、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全面学习，更有多个领域一大批苏联专家在工作岗位上的深入交流合作。第二次高潮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打开了国门，在教育借鉴方面，首先被引入介绍的是苏联的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各种理论流派，中国教育界学习苏联教育再一次达到高潮，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赞科夫、阿莫纳什维利、巴班斯基、达维多夫等苏联教育理论家的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     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西方思想的涌入，中国学习苏联的热情逐渐进入低潮。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几乎中断了。近20年来，中国人很难看到俄文的教育文献，这是非常令人遗憾和担忧的。    

 

      其实，中俄两国的可比性和互补性程度，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达到的。首先，中俄两国有一段共同的社会主义探索的经历。尽管上世纪90年代后俄罗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是不会简单地逝去的，人们的传统观念不会因苏联的解体而彻底改变；其次，虽然中俄两国的转型不太一样，但是大家都在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化进程迈进，都会遇到许多相同的矛盾和问题。另外，俄罗斯有着极其深厚的教育基础，在苏联时期就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其教育质量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从俄罗斯的教育改革和经验中，我们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界似乎正在遗忘俄罗斯，更多的学者愿意研究和借鉴美国的经验。中国教育改革的参照系现在变得很单一、很倾斜，听到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声音。其实，无论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变革来看，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与中国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可比性和可借鉴性。对数字的崇拜是社会科学中的一条险途。对于教育的功能及其对人和社会的影响，除了量的指标，更需要进行深刻的质的分析。

      记者：该书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当谈到中俄两国在各个领域的教育改革时，都会包含“中国学者的视角”和“俄罗斯学者的视角”两个章节。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

       朱小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在本书中准确地反映中俄两国在世纪之交的教育原貌。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俄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已经非常少了，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国内研究俄罗斯教育的学者除了看到一些有关的报刊杂志外，很难看到俄罗斯的专门的教育论著。另外，我们也相信，只有俄罗斯人才能真正了解俄罗斯的教育改革，只有他们用俄语才能说明白，这是中国人很难用文献来解决的，更何况国内教育界既搞教育理论研究，又精通俄语的人非常少。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选择了邀请中俄双方的教育专家共同撰写此书的方式。具体实施时，我们双方先划定好了11个值得研究的教育领域，然后邀请中俄两国的学者组成了一个共同体，各自用中文、俄文进行写作，然后相互交换，分别同时翻译成中文和俄文，由双方学者互相交流和审查。

      记者：在写作过程中俄两国学者遇到了哪些困难？

      朱小蔓：我觉得最困难的就在于它不是文献研究，而是两群人的合作研究，是对一些还没有结论的、正在发生的重大教育事件和改革的研究。对这些重大问题，各自国内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意见很不一致。对于两国学者来说，首先要把各自立场观点厘清，然后做出基本判断，这本身就很有难度。 

      第二个困难是翻译问题。俄文要翻译成中文，中文要翻译成俄文，而且，翻译要尽可能准确，这样才能作比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专业翻译之困难、之艰辛，真让我们领教和饱尝了。

      记者：今天的俄罗斯教育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优势？

      朱小蔓：俄罗斯教育有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理论基础，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有自己独到的教育理念，而且能执著地坚守。比如，他们一贯重视教学论研究，对教学论的研究很强、很深入，也很稳定。他们的教育研究十分重视教育理论要贴近教学和教养人的实际过程，研究人员要长期扎在学校里做教学实验。推广任何一项试验都要实事求是、十分严肃。在俄罗斯，教育科研的地位是很高的。除了专门的教育科研机构外，在许多中小学都设有教学法研究中心或教育学、心理学实验室，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从事理论和各类实验研究。

      今年国庆前我和同事考察了莫斯科的“91中学”，这是著名的教育家达维多夫和艾利康宁当年进行教学试验的学校。据该校校长介绍，对达维多夫的发展性教学思想的推行是他们教学的特色，并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坚持至今。他们认为，直到现在，这套教学理论仍有生命力、依然先进。但是即使如此，全莫斯科也没有大面积推广，原因在于学生的基础和教师素质达不到要求。校长告诉我们，进行达维多夫教学实验的教师需要很高的教育敏感性，要善于体察学生，能够与学生共情，否则就达不到实验所追求的“教育走在发展的前面”、“适合不同发展水平的教育”的目的。另外，孩子中有的可能适合传统的教学方法，有的则适合达维多夫的试验方法，学生智力是不一样的，不能一刀切。这些做法对我们推行课改及素质教育有很大启发。

      记者：您曾提到俄罗斯非常重视教学论的研究，这对于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很重要吗？

      朱小蔓：教育质量要真正上去，取决于教师和学生在交往过程中构成的教学影响和价值观影响，这才是教学质量的核心。这种教学过程和教养过程是需要积累经验的。虽然有时代变迁，但是孩子生理、心理发展变化的特点是基本稳定的，在什么年龄段表现出怎样的学习方式和心理需求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的研究往往注重外部的东西、变化的东西，对于较为稳定的教育规律研究不够、继承不够、积累不够，这样我们就很难培养出一代代高质量的经验丰富的教师。教师只有掌握了教学的理论，掌握不同学科的知识结构、形态特征、把握学生的心理特点，才能够得心应手地面对教育的过程，而教育过程的真正改善才是教育质量提升的核心。教学过程改善要依靠教育经验和由经验提炼构成的教学理论，教学论是教育活动改善和提高的理论基石。

      记者：您认为我们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因为教学论研究得不够深入？
 
      朱小蔓：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教育界只提课程论，不提教学论，用课程论替代了教学论，将教学论隐含在课程论里面，这个我是不太理解的。为什么课程论不能代替教学论，因为教学论更关注的是教学过程要适应孩子的身心发展，如何通过教学活动影响孩子的价值观和情感态度。不能把教学论简单变成课程论，物化了课程，淹没了教学论思想中的身心统一、身心和谐发展等宝贵的东西。

      记者：您认为我国课程论研究主要是学美国，难道美国就不重视教学论的研究吗？

      朱小蔓：美国不提教学论，他们与俄罗斯的教育思想体系不一样。当然也不能说美国不重视教学法和价值观教育，他们在教学过程的方法与学习心理等领域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是他们的确没有建构教学论体系这个传统。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只学美国，美国只能作为中国发展中学习借鉴的参照之一，而不是参照系的全部。过去我们全盘学习苏联，后来我们批判苏联、全盘否定苏联，结果是我们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都泼掉了”。而且很多人还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思维定势，认为中国教育中很多的失败和教训就是由于学习苏联的原因。现在是苏联的东西几乎全盘丢掉了，美国的东西学的还是表层，缺乏在本土上的消化吸收；理论的时髦往往代替了理论和实践的复杂性，代替了非常质朴的教育规律。

      记者：量化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科学研究的一种进步。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量化的方式来研究教育问题。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朱小蔓：事实上，在这次中俄两国学者的合作中，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即数量指标尽管很重要，但绝不可以将其绝对化。对数字的崇拜是社会科学中的一条险途。因为仅仅依靠数字绝不可能正确地、全面地搞清楚一些问题，例如教育的文化继承问题、教学科目内容及科学水平问题、教育机构和教育活动的目的和方法问题等等。在现代条件下，数量指标作为恰如其分地评价教育状况的意义已经有所减弱。随着认识的深入与发展，曾被看作是教育进步主要指标器的数量增长，已不再能起到完全而有效地评价教育的作用了。对于教育的功能及其对人和社会的影响，除了量的指标，更需要进行深刻的质的分析。

过多的连续不断的革新势必要扼杀改革，因为这样做不能使现有制度吸收新思想，并为所有有关方面都能参与改革留有必要的时间。 

      记者：阅读这本书，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俄罗斯学者对本国教育改革有很多的反思和质疑。

      朱小蔓：的确是这样的。事实上，俄罗斯的许多作家以及官方人士，现在都在避免使用“改革”一词，他们宁可使用“现代化”、“稳定发展”、“历史演进”等话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的失败使许多人对“改革”这个词产生了不良反应。同时，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对各种改革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包括教育界在内。本书中俄罗斯学者曾写道：“过多的连续不断的革新势必要扼杀改革，因为这样做不能使现有制度吸收新思想，并为所有有关方面都能参与改革留有必要的时间。此外，正如过去的失败所表明的，许多改革者采取的是一种过于激进的或过于理论化的方法，他们无视从经验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或全盘否定过去的成绩。”

      另外，俄罗斯学者也指出，一些改革并不总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在以经验主义探索教育发展新途径的过程中，往往呈现一种独特的“生物链”反应。有时候，改革大背景中还交织着盲目的、不谨慎的革新，这种革新根本不可能推动教育事业的改革趋向完善。

      记者：本书中曾提到，目前俄罗斯的青少年德育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比如，根据研究资料显示，1/3的17岁青年不希望出生并生活在俄罗斯，一半以上的回答者表示如果可以选择居住地，他们就不会留在自己的祖国。

      朱小蔓：是这样的。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对于道德教育在不断地反思。由于俄罗斯共产党不再执政，所以他们的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组织全都解体了，这对于其道德教育是个很致命的问题。根据一系列的社会学研究表明，现代俄罗斯青少年价值观的个人取向已经明显地区别于传统的社会价值取向。许多人相信，俄罗斯以往的文化传统已完全丧失，在失去旧的传统的同时新的秩序尚未形成。与此相联系的是出现了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崇尚。年轻的一代深刻体验到与传统的割裂及历史文化继承的缺失，消费主义价值观在青少年中盛行。事实上，中国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记者：俄罗斯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来改善这种德育状况？

      朱小蔓：俄罗斯已经意识到了在道德教育方面需要加强国家干预，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制定新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强化对德育的科学研究等，同时通过恢复宗教来加强对人的道德教化。虽然俄罗斯少先队、儿童团组织解体了，但现在通过加强补充教育来完善、弥补缺失。通过各种青少年社会教育机构替代性地发挥社会组织对个人的道德规约和教化作用。最近我去俄罗斯看了一所区里的儿童活动中心，他们用鲜花、祝词、文艺演出等各种形式载歌载舞地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让我们非常感动。中心人员给我们解释，这就是原来少先队时代的少年宫，现在改名为“儿童创造力活动中心”。中心将传统和现代教育理念交融在教学过程中，实施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以满足儿童个性发展的需要。这里的师资也有很好的保证，中心有80多位专职教师，教师的工资由区政府发放。这些教师多毕业于音乐学院或者师范大学的艺术系，并受过严格的教学法训练。一个小小的少年宫，有那么多专职的教师，而且对孩子课余来学习两项以内的各类才艺不收费，这些都让我们很吃惊，也很兴奋。“儿童创造力活动中心”特别突出了儿童培养的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德育，“儿童创造力活动中心”里要实现培养孩子合作、友爱、学会共处等德育目标；第二个就是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各种活动不是重记忆，重模仿，而是鼓励孩子自己创造，比如让孩子自己编写曲目，自己弹奏，教师给予指导。

      记者：参与此次研究的俄罗斯学者是怎样看待中国教育的？

      朱小蔓：俄罗斯教育界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是非常关注和赞赏的。特别是中国教育财政不断增长、教育事业不断扩大，义务教育普及之快，以及在道德教育方面的坚守都使他们非常佩服。我们在教育的区域化、教育管理改革、教育战略选择、科教兴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等方面也让他们刮目相看。

      同时，也有的俄罗斯学者对我们的教育很“操心”，并提出了一些想法。比如，中国的师范教育似乎比较多地参照了美国的模式，即不再依赖师范院校专门培养师资，这样是否行得通。他们的理由是，像俄罗斯这样城市化程度、人均GDP和教育投入都比中国高的国家，都不敢学美国的做法。他们认为不敢学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那么大的财力支持，二是农村现有的贫困程度难以吸收年轻人到农村去任教。俄罗斯已经出现2/3的师范生毕业后不愿意做教师，更不用说到农村去当教师。而目前中国确实也遇到了很多类似的情况。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俄两国的教育有很大的可比性。

      另外，俄罗斯学者指出，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是分离的，轻视职业教育的偏见及其观念还相当顽固。这方面俄罗斯有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20－21世纪之交中俄教育改革比较》，朱小蔓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此文发表于《中国教育报》2006年11月30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