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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东 |
日期：2008-2-29 10:48:11 |
出处：《中国出版》2005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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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出版改革一日千里，市场化的逼近、教材教辅政策的变化引起了教育出版的一阵阵轩然大波。有人形容如今的教育出版是处于“爱与痛的边缘”，因为它既是令众人馋涎欲滴的一块甜美蛋糕，同时由于太多太滥而备受市场与政策的风险考验。在这种纷繁复杂的局势前，一些注重长远发展的教育类出版社已经开始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做教育出版？教育出版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一、教育出版使命的认识误区
对教育出版使命的认识，不同出版社各不相同，大家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但从总体情况来看，这些认识中仍存在两大误区。
第一大误区是将教育出版简单混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出版公司，认为其使命就是赚钱、赢利。在一些出版人眼里，教育出版与其他出版领域唯一的不同就是：教育出版拥有教师、家长和学生这一巨大读者群，能给出版单位带来暴利。于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国内不少非教育类出版社也纷纷介入教育出版，导致了教育出版领域的混乱。由于他们的目标只是赢利而完全没有考虑过教育出版的真正使命，因而对真正与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发展相关的图书少有问津，而只是一味追风、赶时髦、着迷轰动效益，争相出版一些所谓“热门”的教育低俗读物。即便偶尔“关心”一下教育，其真正意图也不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炒作秀”。
第二大误区是认识到了教育出版中教育的特殊作用，但没有将其与教育改革的精神和实践联系起来。不少出版人只知道教育出版要紧跟教育市场的需要，因此不管历次教育改革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如何三令五申地要求“减负”，如何呼吁“学生的个性自由发展”，相当多的出版社仍然在我行我素地重复出版一些加重学生负担的 “××同步练习”、“××练兵”之类的书。这样做的代价是巨大和惨重的——使教育改革的一些先进理念在实践层面难以贯彻甚至寸步难行，使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无法“减负”，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的教育难以突破“应试教育”的瓶颈。其实，这正是由于这些出版社没有真正参与到我国的教育改革之中，才会使其所出图书与我国教育改革的精神背道而驰。
显然，上述对教育出版使命的两大认识误区恰是今天不少出版社面对利益诱惑时的狭隘和短视所造成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对自己的严重不负责任，而且是对社会、对子孙后代的严重不负责任。实践证明，这些出版社所出版的图书并没有多久生命力，由于他们没有真正研究过教育、没有真正参与过教育改革，因而把握不了教育发展的趋势，只能一味跟风搞噱头或低质重复出版，很快就被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大潮所淘汰，当然也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读者群，其结果不仅导致这些出版社的低层次出版之路越走越窄，而且使社会各界对教育出版产生了颇多微词，让教育出版背负了“利字当头”的恶名。
二、教育出版的双重使命定位
教育出版到底应如何定位？我们认为应首先从其自身属性出发进行考虑。作为教育出版人，我们无一不明白，教育出版既不同于大众出版，也不同于一般的专业出版，它既关乎出版，又关乎“百年大计”的教育，而无论是出版还是教育，它们一样都是关系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推进和学习型社会的形成，社会对教育的关注越来越多，对教育出版的关注也相应增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教育出版不仅是服务教育改革、对教育科研成果进行转换的重要渠道，而且在推动教育改革、引领中国教育未来发展上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教育出版具有既要服务教育改革又要引领教育改革未来发展的双重使命。
1.服务于当前的教育改革
对于出版社而言，服务于当前的教育改革首当其冲的一点就是——绝不因眼前的利益而拉教育改革的后腿，而是真正参与到教育改革之中，通过服务于教育改革的图书赢得“好名声”和“好效益”。
谁见服务于教育改革的出版社出版过粗制滥造的所谓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练习？谁见服务于教育改革的出版社出版过粗制滥造的所谓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练习？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书可以短期内赚钱赚得又快又多，更不是没有人找上门来送给他们各种此类书稿。但如果出版社把服务于教育改革当作自己的使命，就会有一个清醒的意识，那就是码洋多固然是好事，但对促进教育改革、振兴民族教育有所贡献才是最大的好事。这种意识会促使出版社出版的每一本图书都不与教育改革的精神相悖；不因自己出版的图书而增加学生的负担——绝不介入对学生进行超前的繁重训练和重复的简单练习的社会大军。服务于教育改革的使命感要求出版社不为获取短期利益而低质出版、重复出版，从而使他们避免了“饮鸩止渴”的悲惨结局。因此，出版社只有参与到教育改革中，使出版的图书真正服务于教育改革，才能得到可持续性发展，才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2.引领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
教育出版在把自己的使命定位为服务于教育改革的同时，还应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是引领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引领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不仅要求出版社能自始至终地参与并服务于中国教育的改革，而且要求这种参与服务并不是简单的跟跑、同跑，而是努力去‘领跑’——用所出版图书的先进理念去引领中国教育的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改革。在此，“领跑”的具体内涵有二，其一就是要求出版的图书能够反映近年来国内外教育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最新理论进展或研究成果，能够给中国教育教育改革带来新鲜空气、带来深刻启迪，能够提升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论素养和教育实践能力，能够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其二是要求出版社能全方位地挖掘和提供国内外优秀的教育思想资源，力争以最快的速度将国内外最新、最先进的教育理论呈现在广大读者的视野中，同时使自己在引领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收益丰硕——既收获社会效益，又收获经济效益。
目前出版界的竞争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竞争，而是开始进入一个品牌竞争的阶段。在未来教育出版的竞争中，失去生存空间的不是小出版社，而是与教育改革格格不入的出版社；不能持续发展的不是小出版社，而是与教育改革背道而驰的出版社。所以，服务于教育改革并引领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应该成为教育类出版社的特色和品牌，应该成为教育出版的永远的使命。
二、实现教育出版使命拓展的关键路径
明确了教育出版的两个重要使命，就需要我们努力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要真正做到通过我们的教育类图书服务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并引领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使所出的每一本书都代表和体现国内外教育发展的潮流绝非易事，这需要我们至少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1．树立社会效益第一的出版理念
教育出版社的出版理论、选题方向、出版原则，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教育学术研究的方向和进程。因此教育出版要担负起繁荣民族文化、服务于我国教育改革并引领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历史使命，前提条件就是出版社要树立起社会效益第一的出版理念，坚定不移地将优秀教育理论图书作为自身的出版重点。
众所周知，与其他类的畅销书特别是教辅类图书相比，教育理论图书的销量要少得多，这意味着出版教育理论图书获得的经济效益也相对少得多。因为教育理论书属于长销书，它不可能一投向市场马上就会有丰厚的利润回报，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它面对的是高成本、低利润甚至没有利润，且无人喝彩的状况。但是从社会长远利益来看，如果没有好的教育理论指引，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和教师的素质和能力何以提高？我们国家教育的根基何以牢固？我们国家教育的长远发展又何以有后劲？因而能不能坚持将教育理论放在出版社重点发展的位置正是对一个出版社是否真正具有崇高使命感的考验。这需要它能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
为此，我们在出版教育类图书时应该优先考虑的是社会效益，并牢固地树立起“社会效益第一”的意识。我们应该坚持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出版社的短期效益固然重要，但长期效益更为重要；一个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固然重要，但社会效益更为重要。当然，这并不是说教育出版就不讲经济效益，只是它实现经济效益的方式应是不同于大众出版的。教育出版服务于我国教育改革并引领我国教育的未来发展的使命决定了它不能也不需要去营造一种热闹非凡、万人涌购的市场景象，它更需要的是在冷静中闪耀着独特的学术价值、彰显着独特的学术品位，通过塑造精品、打造品牌来产生社会效益和巩固特定的读者群，从而带动经济效益的相应提升。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做到对有一定经济利益但‘平庸’甚至‘媚俗’的选题绝不动心；而对于一些短期内没有什么经济效益，但却能够对教育改革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营养品’则大力支持、全心投入。坚定地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教育出版之路——服务于教育改革，则为；妨碍教育改革，则不为。我们应该坚信，长期的社会效益必定会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
2．建构多层次的选题策划机制
众所周知，选题工作是整个图书出版工作的中心。图书内容能否服务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并引领我国的教育改革，实际上在选题阶段就已定下基调。因此，作为教育类出版社，应该首先从“选题”这个源头上把好关，把上述服务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并引领我国的教育改革的两个使命以及“社会效益第一”的出版理念贯彻到我们的选题规划和选题策划之中，通过“扶持本土原创”、“加大引进力度”、“学术交流互访”等多种方式努力挖掘当前国内外各种优秀教育资源，力争全方位地将国内外最好最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指导理论尽快呈现在广大读者的视野中。
教育出版面对的读者面非常广泛，这就要求教育出版在选题策划中突出多层次性。在服务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并引领我国的教育改革的两个使命以及“社会效益第一”的出版理念的指导下，教育出版既要关注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有促进和推动作用的教育学术著作及提高广大一线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教育研究普及图书，也要关注围绕课程改革实施而制订的各级各类教材，同时还要关注旨在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素质的助学读物，并将这几方面的选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教育出版的选题链和选题圈。对选题的规划要从长期、中期和短期来考虑。长期发展战略要依附我国教育发展的大背景，并着眼于全面提升出版社的知名度和品牌，形成教育出版的特色和规模；中期发展规划要适应我国教育改革的形势，重点关注推动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选题；短期选题计划要以当前我国教育界关注的问题为基础，注重策划对教育理论界、教育实际工作者及学生有直接指导作用的图书。
为达到上述目标，严格的选题论证制度是必须要建立的。选题论证既要有社内的选题三级论证，还要有出版社为更加准确地把握出版方向而成立的由国内教育界知名学者组成的“教育出版学术咨询委员会”的论证和评估。只有通过社内外的层层“淘沙”才能甄选出真正有价值的、能够服务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并引领我国的教育改革的选题。此外，教育出版社还应加强教育出版规律和教育出版市场的研究，努力使自己成为孕育先进教育思想、塑造高品质图书、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和教育市场需求的研究型出版机构。
3．打造专家型编辑队伍
要想服务并引领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使所出的每一本书都体现国内外教育发展的潮流并非个别高素质的编辑所能做到，而是需要一支整体水平较高的专家型编辑队伍才能实现。作为专业的教育编辑，需要对教育领域整体的把握；需要对教育领域基本问题的把握；需要对教育领域中热点、难点的把握；需要对教育改革整体思路和发展趋势的把握；需要对如何把教育改革整体思路落实到各级各类教育改革之中的把握；而最关键的一点，则是需要懂得如何将对上述教育问题的把握应用到我们的教育出版中来。为了使自己的图书真正成为服务并引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风向标和智力支撑，我们需要视野开阔、功底深厚的一批专业人士来进行策划与操作，需要编辑成为教育出版的高级“策划师”和“操盘手”，他们不仅要扮演好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警察角色，而且要承担起教育改革的文化向导责任。
全面实现编辑人员的专业化发展，使他们逐步达到教育出版专家的水平，需要出版社至少采取三种机制。
首先，建立促进编辑人员专业化发展的培训教育机制。出版社领导首先要树立教育编辑人员是专业人士——是教育专业人士和出版专业人士的理念，能够充分认识教育编辑作为教育图书出版的专业人士在图书研发过程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专门的培训制度，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集中培训、现场指导和个别辅导等多种形式，通过把社外专家请进来、把本社编辑送出去的途径，使编辑人员完成从新手到成手或者从成手到教育出版专家的转变。
其次，建立对编辑人员的动态评估机制。编辑管理人员应随时掌握编辑的选题走向、图书质量和图书获奖情况，并对以上因素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动态评估，根据评估情况进行多种方式的奖惩，并努力使这种动态评估机制成为促进编辑人员不断追求专业化发展和创造性工作的动力。
第三，建立编辑人员参与学术活动、参与学校研究的鼓励机制。出版社可制定奖惩制度来鼓励编辑人员参加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和研究活动，使他们在参与中和专业人士进行交流和沟通，达到进一步开阔视野、活跃思想的目的。在参与中提高学术水平和学术鉴赏力，在参与中捕捉出版信息、策划出版选题，在参与中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和读者队伍，在参与中更好地宣传和实现自身出版理念。
经过以上种种举措出版社才会逐渐形成一支专业化水平较高的编辑队伍，他们对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对教育理论图书的选题及内在质量有准确把握，因此能大胆而又精心地塑造具有丰富思想营养和学术价值的图书，使教育出版的使命得到实现。
为了重塑教育出版的形象，也为了教育类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更为了让教育出版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当今出版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教育出版的使命以及怎样才能完成好教育出版的使命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一问题，才能保证我们出版的书籍真正成为教育改革的服务者和引领者，从而为中国教育发展做出切实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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