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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 东 |
日期：2005-9-15 9:36:00 |
出处：《编辑学刊》2005年9月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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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我国出版界有这样一种认识——与出版的其他领域相比，教育出版具有广大的读者群，教育出版能给出版单位带来丰厚的利润。在这种对教育出版片面认识的驱使下，国内众多出版社纷纷介入教育出版。在没有对教育出版的使命进行认真思考的情况下，众多出版社介入教育出版导致了教育出版领域的混乱——对服务于我国教育改革和引领我国教育改革的教育理论图书少有问津，对与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方向相悖的低质量教辅读物却争相重复出版。尽管也有一些出版社在传播教育学术、促进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努力地工作着，但教育出版整体的混乱使社会各界对教育出版产生了颇多微词，教育出版也因此背负了“利字当头”的恶名。在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教育出版如何在教育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培养高素质国民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或者说，教育出版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使命，是每一位教育出版人应该认真思考的。
一、教育出版的两个使命
虽然教育出版到底该如何定位自己的使命至今尚无定论，但作为教育出版人，我们无一不明白，教育出版既不同于大众出版，也不同于其他的专业出版；教育出版既关乎出版，又关乎作为“百年大计”的教育；而且，无论是出版还是教育，它们又都关乎人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推进和学习型社会的形成，社会对教育的关注越来越多，对教育出版的关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呼唤教育出版要服务于当前的教育改革并推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正是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教育出版应该担负起服务于当前的教育改革并引领教育改革未来发展这两个重要使命。
1.服务于当前的教育改革
国内一些从事教育出版的出版社，特别是中小型教育出版社，长期都背负着一个恶名——只是重复出版一些低劣的教辅图书赚钱，不仅没有真正参与到我国的教育改革之中，而且所出图书与我国教育改革的精神背道而驰。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怎样三令五申地要求“减负”，相当多的出版社仍然在我行我素地出版一些加重学生负担的“一课三练”、“同步练习”、“精讲精析”之类的书。尽管这些背离教育改革方向的图书，已经快到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地步，但由于门槛低，又迎合部分教师和家长的“趣味”，一些出版社仍然在给我们的后代粗制滥造着这些“垃圾食品”。对出版社来说，这样低层次的出版之路只能是越走越窄，出版社很快就会进入死胡同。而且，就算是出版社暂时还能有一定的利益，但这样做的代价也是巨大和惨重的——使教育改革在实践层面上寸步难行，使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无法“减负”，也因此使我国的教育改革无法尽快走出“应试教育”的泥潭。可以说，出版社出版的各种加重学生书包的“竞赛题”和“练习册”对中小学生至今无法真正“减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一些出版社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对自己的严重不负责任，而且是对社会、对子孙后代的严重不负责任。他们走进了教育出版的误区——既误自己又误后代。
服务于当前的教育改革要求我们反其道而行之——绝不因眼前的利益而拉教育改革的后腿，而是真正参与到教育改革之中，通过服务于教育改革的图书赢得“好名声”和“好效益”。谁见服务于教育改革的出版社出版过粗制滥造的所谓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练习？谁见服务于教育改革的出版社出版过粗制滥造的所谓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练习？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书可以短期内赚钱赚得又快又多，更不是没有人找上门来送给他们“最高水准”的此类书稿。如果我们把服务于教育改革当作自己的使命，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我们出版的每一本图书都不能与教育改革的精神相悖；不因我们出版的图书而增加学生的负担——我们绝不介入对学生进行超前的繁重训练和重复的简单练习的社会大军。我们服务于教育改革的使命感要求我们绝不出版类似图书而获取短期利益，也正是我们服务于教育改革的使命感才能使得我们避免“饮鸩止渴”。码洋多固然是好事，但对于促进教育改革、振兴民族教育有所贡献才是最大的好事。我们只有在追求对于促进教育改革、振兴民族教育有所贡献中站稳了脚跟，才能得到可持续性发展，才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2.引领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
教育出版在把自己的使命定位为服务于教育改革的同时，还应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是引领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引领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不仅要求我们自始至终地参与并服务于中国教育的改革，而且要求我们这种参与并服务不是简单的跟跑、同跑，而是努力去‘领跑’——我们应该用我们所出版图书的先进理念去引领中国教育的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改革。引领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要求树立坚定的出版理念——“弘扬教育学术，繁荣教育研究”； 要求我们出版的图书能够反映近年来国内外教育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最新理论进展或研究成果，能够给中国教育教育改革带来新鲜空气、带来深刻启迪，能够提升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论素养和教育实践能力，能够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传播国内外先进教育理念，促进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要求我们全方位地提供国内外最新最好的教育思想资源，也只有这种定位才能使我们不断努力挖掘国内外各种优秀教育资源，力争以最快的速度将国内外最新、最先进的教育理论呈现在广大读者的视野中，同时使我们自己在引领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收益丰硕——既收获社会效益，又收获经济效益。这种处处考量为当今教育变革服务，并力图引领中国教育发展的出版思路显然应该成为教育出版的主体部分。
目前出版界的竞争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竞争，而开始进入一个品牌竞争的阶段。在未来教育出版的竞争中，失去生存空间的不是小出版社，而是与教育改革格格不入的出版社；不能持续发展的不是小出版社，而是与教育改革背道而驰的出版社。所以，服务于教育改革并引领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应该成为教育类出版社的特色和品牌，应该成为教育出版的永远的使命。
二、实现教育出版使命的关键路径
明确了教育出版的两个重要使命，就需要我们努力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要真正做到通过我们的教育类图书服务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并引领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使所出的每一本书都代表和体现国内外教育发展的潮流绝非易事，这需要我们至少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1．树立社会效益第一的出版理念
教育出版社的出版理论、选题方向、出版原则，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教育学术研究的方向和进程。因此教育出版要担负起繁荣民族文化、服务于我国教育改革并引领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历史使命，前提条件就是出版社要树立起社会效益第一的出版理念，坚定不移地将优秀教育理论图书作为自身的出版重点。
众所周知，与其他类的畅销书特别是教辅类图书相比，教育理论图书的销量要少得多，这意味着出版教育理论图书获得的经济效益也相对少得多。因为教育理论书属于长销书，它不可能一投向市场马上就会有丰厚的利润回报，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它面对的是高成本、低利润甚至没有利润，且无人喝彩的状况。但是从社会长远利益来看，如果没有好的教育理论指引，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和教师的素质和能力何以提高？我们国家教育的根基何以牢固？我们国家教育的长远发展又何以有后劲？因而能不能坚持将教育理论放在出版社重点发展的位置正是对一个出版社是否真正具有崇高使命感的考验，这需要它能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
为此，我们在出版教育类图书时应该优先考虑的是社会效益，并树立起牢固的“社会效益第一”的意识。我们应该坚持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出版社的短期效益固然重要，但长期效益更为重要；一个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固然重要，但社会效益更为重要；一个出版社的短期经济效益固然重要，但与长期经济效益相比就变得不再重要，与长期社会效益相比就变得更不重要。当然，这并不是说教育出版就不讲经济效益，只是它实现经济效益的方式应是不同于大众出版的。教育出版服务于我国教育改革并引领我国教育的未来发展的使命决定了它不能也不需要去营造一种热闹非凡、万人涌购的市场景象，它更需要的是在冷静中闪耀着独特的学术价值、彰显着独特的学术品位，通过塑造精品、打造品牌来产生社会效益和巩固特定的读者群，从而带动经济效益的相应提升。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做到对有一定经济利益但‘平庸’甚至‘媚俗’的选题，绝不动心；而对于一些短期内没有什么经济效益，但却能够对教育改革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营养品’则大力支持、全心投入。坚定地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教育出版之路——服务于教育改革，则为；妨碍教育改革，则不为。我们应该坚信，长期的社会效益必定会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
2．建构多层次的选题策划机制
众所周知，选题工作是整个图书出版工作的中心。图书内容能否服务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并引领我国的教育改革，实际上在选题阶段就已定下基调。因此，作为教育类出版社，我们应该首先从“选题”这个源头上把好关，把上述服务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并引领我国的教育改革的两个使命以及“社会效益第一”的出版理念贯彻到我们的选题规划和选题策划之中，通过“扶持本土原创”、“加大引进力度”、“学术交流互访”等多种方式努力挖掘当前国内外各种优秀教育资源，力争全方位地将国内外最好最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指导理论尽快呈现在广大读者的视野中。
是否有完善的选题论证与保障机制是保证图书品质的关键。如果选题仅凭感觉决策、经验决策和小集团决策是很容易导致选题方向不准甚至背离出版理念的。我们应该坚持严格的选题三级论证制度，并通过三层“淘沙”来甄选真正有价值的、能够服务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并引领我国的教育改革的选题。
为保证精品学术著作的出版具有可持续性，我们应该制定教育学术著作出版的短期（当年）选题计划、中期（2－3年）发展规划、长期（5－10年）发展战略，并在书号的使用和奖励政策上都给予倾斜来保证学术著作的出版，保证我们的学术出版服务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并引领我国的教育改革。
教育领域的优秀学者和权威专家应该成为教育出版的“外脑”，为此我们应该成立由国内教育界知名学者组成的“教育出版学术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每年召开1－2次会议对出版社的选题计划是否做到了服务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并引领我国的教育改革进行评估，并提出修订或进行完善的意见与建议。
为使学术和教材出版具有前瞻性和高品质，我们还应该将研发、出版、培训和市场四位一体，力图打造出教育科研理论与广大教师实践需要紧密贴合的研究型出版机构，为孕育先进教育思想、塑造高品质图书奠定坚实的科研基础。
只有通过内外结合、层层把关，我们的教育出版才能保证选题能够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和教育市场的需求，能够服务并引领教育改革的发展。
3．打造专家型编辑队伍
要想服务并引领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使所出的每一本书都体现国内外教育发展的潮流并非个别高素质的编辑所能做到，而是需要一支整体水平较高的专家型编辑队伍才能实现。作为专业的教育编辑，需要对教育领域整体的把握；需要对教育领域基本问题的把握；需要对教育领域中热点、难点的把握；需要对教育改革整体思路和发展趋势的把握；需要对如何把教育改革整体思路落实到各级各类教育改革之中的把握；而最关键的一点，则是需要懂得如何将对上述教育问题的把握应用到我们的教育出版中来。为了使自己的图书真正成为服务并引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风向标和智力支撑，我们需要视野开阔、功底深厚的一批专业人士来进行策划与操作，需要编辑成为教育出版的高级“策划师”和“操盘手”，不仅扮演好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警察角色，而且承担起教育改革的文化向导责任。
全面实现编辑人员的专业化发展，使他们逐步达到教育出版专家的水平，需要我们至少采取三种机制。
首先，建立促进编辑人员专业化发展的培训教育机制。出版社领导首先要树立教育编辑人员是专业人士——是教育专业人士和出版专业人士的理念，能够充分认识教育编辑作为教育图书出版的专业人士在图书研发过程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专门的培训制度，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集中培训、现场指导和个别辅导等多种形式，通过把社外专家请进来、把本社编辑送出去的途径，使编辑人员完成从新手到成手或者从成手到教育出版专家的转变。
其次，建立对编辑人员的动态评估机制。编辑管理人员应随时掌握编辑的选题走向、图书质量和图书获奖情况，并对以上因素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动态评估，根据评估情况进行多种方式的奖惩，并努力使这种动态评估机制成为促进编辑人员不断追求专业化发展和创造性工作的动力。
第三，建立编辑人员参与学术活动、参与学校研究的鼓励机制。出版社可制定奖惩制度来鼓励编辑人员参加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和研究活动，使他们在参与中和专业人士进行交流和沟通，达到进一步开阔视野、活跃思想的目的。在参与中提高学术水平和学术鉴赏力，在参与中捕捉出版信息、策划出版选题，在参与中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和读者队伍，在参与中更好地宣传和实现自身出版理念。
经过以上种种举措才会有逐渐形成一支专业化水平较高的编辑队伍，他们对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对教育理论图书的选题及内在质量有准确把握，因此能大胆而又精心地塑造具有丰富思想营养和学术价值的图书，使教育出版的使命得到实现。
为了重塑教育出版的形象，也为了教育类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更为了让教育出版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当今出版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教育出版的使命以及怎样才能完成好教育出版的使命，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并为教育改革做出贡献，使我们出版的书籍真正成为教育改革的服务者和引领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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