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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本报记者 徐启建 |
日期：2004-9-3 16:54:00 |
出处：《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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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1日，北京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等诸多高校的大批教育界“高手”云集北京。他们是专程来聆听一个关于“现象学教育学”的报告的。这个报告会的报告人是加拿大著名教育学专家——马克斯·范梅南教授，他是在欧美国家中颇为盛行的“现象学教育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对于“现象学教育学”，国内不少教育界学者其实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慕名已久。因为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现象学教育学”就如一阵龙卷风般刮入了西方各国的教育领域，它对传统的教育学范式提出了全面挑战与革新，至今已对世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而“现象学教育学”从本世纪初进入中国后也日益显现出蓬勃的生机，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对它产生了兴趣，相继开展了专题研究，并努力将其应用于教育实践，从而在国内教育界掀起了一股“现象学教育学”的小热潮。有人预言，范梅南教授的“现象学教育学”将是继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引进中国后的又一引进理论热点。
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的盛行，教育科学出版社可以说是居功至伟，因为迄今他们已经出版了不下十种多元智能理论的著作，使多元智能理论真正深入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层面。而国内不少学者之所以知晓“现象学教育学”主要是缘于范梅南教授的三部代表作，《教学机智》、《生活体验研究》、《儿童的秘密》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出版——这三本书的出版仍然是教育科学出版社的“杰作”。
近年来影响中国教育界的主要理论都出自同一个出版社的手笔，且该出版社连续多年都以30%－50%的增长速度在向前发展，这不能不让人关注。
有人不禁要问：教育科学出版社在此方面到底有何独到经验呢？教育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李东说：“如果说有经验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出版彻头彻尾地参与了中国教育的改革，而且这种参与不是简单的跟跑、同跑，而是努力去‘领跑’——我们试图用我们所出版图书的先进理念去引领中国教育的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改革。而我们自身在深入参与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也收益颇丰。”
这话使我们立地反思：国内的许多教育出版社，特别是中小型教育出版社，长期都背负着一个恶名——只会出重复低劣的教辅赚钱，而根本没有真正参与到教育改革中来。这样的恶名显然不是一件令教育出版界人愉快的好事，但教育科学出版社不仅没有背上这样的“骂名”，反而赢得了“好名声”和“好效益”，他们在教育出版中的“作为”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参与到教育改革中去
此次范梅南教授专程来中国除了访学，其实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那就是与教育科学出版社签订一项长期合作协议：教育科学出版社享有范梅南教授所有著作的汉语出版形式（含简、繁体）的专有出版权。
这个消息一传出，不由让国内所有关注“现象学教育学”的读者们感到无比振奋，同时也让其他教育类出版社感到吃惊，到底教育科学出版社有什么样的魅力能获得范梅南教授如此大的信任，不仅获得他三部代表作在中国的最早出版权，而且还将其所有著作都加以“垄断”？
范梅南教授看中的其实是教育科学出版社在中国教育中的实实在在的影响力。而这种实实在在影响力的获得，同样是与教育科学出版社对教育改革的参与热情分不开的。
范梅南教授关于“现象学教育学”的最早一本著作是在2001年春天引进的。当时我国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中，教育科学出版社的一些编辑非常敏感地意识到：如果将国外相关的教学理念引进给中国的广大教师，应该能促使他们更好地适应新的教学方式变革。于是在与高校教师和专家小组的共同策划下，教育科学出版社相继推出了“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的一系列图书。该文库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世界课程与教学的新理论名著加以迻译，为我国广大教师接触国外先进的课程与教学理念以及了解当时基础教育改革的国际大背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而范梅南教授的第一部现象学著作——《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教科社编辑的多方联系和努力被引进到了中国。该书在2001年出版后没多久就在教育领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教育界人士包括中小学教师都争相购买，很快就实现了重印，而包括这本书在内的整套文库也在“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评比中获得奖励。
此后范梅南教授又陆续将自己两部关于“现象学教育学”的代表作交给了教育科学出版社，同样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受到了国内读者的广泛欢迎和喜爱。
教育科学出版社所广一社长告诉我们：教科社一直在试求全方位地提供国内外最新最好的教育思想资源，并形成了自身鲜明独特的出版理念——弘扬教育学术，繁荣教育研究；传播国内外先进教育理念，促进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正是这种定位明确的出版理念促使着教育科学出版社不断地努力挖掘国内外各种优秀教育资源，力争以最快的速度将国内外最新、最先进的教育理论呈现在广大读者的视野中。
教育科学出版社的“磁力场”
教科社近年来最为外界所称道的是它的“十大系列品牌”图书，除《苏霍姆林斯基选集》和《20世纪苏联教育经典译丛》这些百年教育经典著作外，其他几大系列都反映了近年来国内外教育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最新理论进展或研究成果。这些书给中国教育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对广大读者的教育理念更新和理论素养提升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真正体现了教科社“传播先进文化、引领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使命感和“为教育决策服务、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教育科研服务、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服务”的办社宗旨。
当然，教科社有分量的图书远不止以上十个系列，教科社近几年又陆续推出了《教育与国家发展译丛》、《教育政策学译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丛书》、《多元智能新视点丛书》、《“教育参考”精品集》以及许多单本的新版图书，包括《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走进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美国多校园大学系统：实践与前景》以及范梅南教授的《儿童的秘密》等，这些书都既反映了世界最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理论，同时也展现了国内最新教育科研成果、一线教师的宝贵经验以及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学术思想，给读者的感受也是既新鲜又深刻的。无疑，教科社的这些书正在潜入我国教育研究的各个领域，对我国今天乃至未来的教育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力图引领中国教育发展、处处考量为当今教育变革服务的出版思路显然构成了教科社“磁力场”的主体部分。
但要想引领中国教育发展，使所出的每一本书都代表和体现国内外教育发展的潮流绝非易事，这需要编辑们具备非常灵敏的选题意识和很强的书稿把握能力。同国内其他大社相比，教科社的规模并不算大，但在选拔人才和内部管理上有着十分领先的意识和敢于创新的机制，为各类编辑的能力发挥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和有利的“平台”，尽量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作为依托中央教科所的国家级专业出版社，教科社挑选的图书编辑人员基本都具有教育理论和教育科研背景，他们对教育研究有着深入了解，许多人还具备教育教学的经验，甚至在某些领域堪称“名家”。这些人无疑为其“磁力场”构成的又一重要因素。
当然，在选择“选题”上仅凭编辑个人的经验和敏感性来显然还是不够的，只有群策群力才能保证“选题”的广阔视野，更好实现选题结构的优化。教科社就为此专门成立了由国内教育界知名学者组成的“教育科学出版社学术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每年都要召开1－2次会议对教科社的选题计划进行评估和修订，通过对图书选题的充分论证为该年选题的准确定位加了“双保险”。
教科社立志于教育长远发展的大家风范，赢得了像范梅南教授这样的国际知名学者的深深信赖，使教科社逐渐形成了一批稳定的国外作者群。近年来，除范梅南教授外，教科社还先后组织翻译和出版了夸美纽斯、苏霍姆林斯基、内尔•诺丁斯、小威廉姆E.多尔、威廉F.派纳、B.霍尔姆斯、安迪•格林、马克•塔克、佐藤学等一大批近现代国外著名教育学者的经典论著，不仅为我国教育研究和政策评论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操作策略，而且极大提升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和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理论素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教育研究的现代化进展。用范梅南教授的话说是，“很多人将从中领悟到教育研究的真谛”。
中小型教育出版社面临“路考”
随着出版业改革步伐的日益加快，“教育出版何去何从”日益成为许多出版社，特别是中小型教育出版社不得不思考和感到迷惑的问题。
不管“减负”和“反对应试教育”的口号喊得有多么响，有相当多的出版社仍然在我行我素地出版一些低级重复而又拙劣的“一课三练”、“同步练习”、“精讲精析”之类的书，特别是在一些中小教育出版社，这甚至是他们赖以糊口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想想也是，教材市场早已被大社瓜分得差不多了，实力有限的他们除了教辅似乎也没有别的饭碗可端了。但那些拙劣的教辅就能保证他们的饭碗吗？事实证明，那些远离教育本质的图书，已经快到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地步了，而且由于门槛低，竞争也日益激烈，甚至称得上惨烈。这样的路只能越走越窄。
而从另一方面，正如一位出版社社长所说的：“一个出版社的码洋多固然是好事，但钱再多，对于振兴民族教育，传承中华文明，又有何益？即使是服务教学的图书，如果是必须的教科书倒也可以，重复出版无数的这练习册那总复习，是服务教学还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码洋？如果仅仅为了一己之利，逞一时之雄，置出版工作者的良知于一边，岂不本末倒置！君不见，古往今来无数的富商巨贾风流一时，至今又有何人记得他们的‘丰功伟绩’。”
这番陈词固然只是从道德上对泛滥的教辅出版进行了谴责，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历史不是也反复说明了“失道义者失天下”的道理吗？
目前出版社的竞争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竞争，而开始进入一个品牌竞争的阶段。在未来出版竞争中，失去生存空间的不是小出版社，而是没有特色的出版社，没有品牌特色的出版社，没有品牌效应的出版社。
教育科学出版社所广一社长说：“回顾这几年走过的路，教科社之所以能够快速的崛起，原因就在于全社上下树立了牢固的精品意识，并将这种意识贯穿于图书出版的全过程。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注重从‘选题’这个源头上把关，始终坚持‘优先考虑社会效益、优化出书结构、凸显本社优势与特色’的原则，坚决摒弃了过去不少出版社那种‘拣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的传统思想，对一些自动送上门的、有一定经济利益但‘平庸’甚至‘媚俗’的选题，教科社从不动心。而对于一些短期内没有什么经济效益但却真正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营养品’却是大力支持、全心投入，坚定地按照自身出版理念做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大家都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教育科学出版社就已经在自己的特色道路上越走越坚实。但教育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李东仍经常告诫编辑们：“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把握好出版方向，要不断地反思自己，谦虚谨慎做事、踏踏实实做人，把我们每一本图书都做成精品，真正为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在教育改革和出版社自身改革都愈演愈烈之际，众多的教育出版社是否也在不断反思自己：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与教育改革同行？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长远发展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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