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长发 袁桂林 

对话

乡村职业教育的问题与出路

徐长发：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党委书记、研究员，兼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职业教育学科组副组长等职。长期以来，一直从事职业教育、劳动技术教育理论研究，尤其是乡村职业教育研究，主要著作有《新乡村职业教育发展预期》《职业教育学》等。

袁桂林：北京师范大学985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教育、职业教育。主要著作有《应用型人才培养与WTO挑战》《农村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等。

农民的立场是什么？说穿了，农民的立场其实就是期待教育能公正、平等、一视同仁、城乡一体的立场。传统农民还是新型农民，这个培养目标如何界定，是关系到乡村职业教育发展和走向的大问题。

徐：我们今天的乡村职业教育，有很多问题都是从20世纪中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引发而来的。二元体制不仅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基本制度结构，而且造成了我们思考乡村职业教育问题的一个怪象，那就是比较固执的城市思维定势，表现在行动倾向中，就是长期以来对社会公共事项的主体安排是按照城市人的思维习惯办事的，对一项政策的出台农民是怎么想、怎么看，有什么感受缺乏真诚细致的考量。因此，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质量的落差就比较大。

事实上，在城乡教育的发展方面，由于城乡壁垒的长期严重存在，一切按照城市人的思维办事，就不可避免地有两个重要问题是被漠视的：第一，站在谁的立场上思考乡村职业教育；第二，相应地，乡村职业教育的目标与内容应做出何种调整。

袁：你说得很对。关于立场问题，我们目前的乡村职业教育的话语权、决策权更多地集中在城市决策者手里。他们并没有真正领会贫苦乡村农民对教育的需求和感受。思考乡村教育，他们更多的是站在城市人立场，而不是农民自己的立场。

比如 “农村教育为‘三农’服务” 的提法，这就是典型的城市人立场的反映。我们都知道，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乡村职业教育不能与城市职业教育同步发展，滞后于城市，但发展程度有差距是否就必然要提出不同的培养目标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提倡农村教育为“三农”服务，这背后隐藏的是有差异的、非一体化的公民教育观。

所以，农民的立场是什么？说穿了，农民的立场其实就是期待教育能公正、平等、一视同仁、城乡一体的立场。农民非常不愿意自己的孩子继续待在农村，作为父母，自己的孩子是农村人，他们是非常不甘心的。

徐：可见，传统农民还是新型农民，这个培养目标如何界定，是关系到乡村职业教育发展和走向的大问题。如果我们的培养目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农民，是新型农民，我想他们定然是欢迎的、拥护的、支持的。

这也就涉及到了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站在农民的立场，乡村职业教育的目标应该如何定位？相应地，它的内容应该做出何种调整？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近年来是有较大进展的，国家出台的一些文件是有明确说法的。2005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其中提到“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是很有实际意义的。与此同时，《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又指出“职业教育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它包括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以提高职业技能为重点的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个工程”（或“四个计划”），这是对乡村职业教育发展内容的集中揭示。2008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又再次重申了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进一步明晰了乡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走向。

袁：的确，传统农民还是新型农民，如何界定非常重要。实际上，农村职业教育离开农村好办，停留在农村就很不好办了。这是因为，就目前来说，我国农业自身的科技含量不高，传统生产模式没有实质性改变，职业教育依然以经验传授为主，上升不到需要学几年课程才能把地种好的地步。当然，与服务业和信息业相关的职业教育应该没有城乡区分，应该面向农村培养。

面向未来的乡村职业教育，我个人觉得提倡培养合格的公民更为合适。农民不是职业概念，而制度化的教育往往是以合格的公民加上某些职业为培养目标的。例如，农艺师、园艺师、教师、医生等。

乡村职业教育要提倡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可能就是科学合理地实行城乡统筹。如何科学合理地实行城乡统筹呢？在我看来，有三个原则是必须坚持的：第一，“以县为主”来办学；第二，发挥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或乡镇社区教育中心）的辐射优势；第三，打造城乡职业教育联盟。

袁：在我们的对话中，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你习惯将“农村”称为“乡村”，不知这一名称的转变有什么特殊含义？

徐：称呼“乡村”包含了一种改变传统“农村”概念内涵的愿望。自近代工业化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农村”概念带着越来越浓的产业特色，而“乡村”则不同，它具有更大的宽容性，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乡镇大社区的概念。事实上，在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中，即使是县级职业教育中心也大多是设在乡镇上的，县城一般也设在大镇驻地，是由大镇演化而成的。定位在这种意义上的“乡村”，同时也蕴含了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过渡性表述，我觉得，这种概念的替代，是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进程的标志，是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标志。

袁：你的解释很有说服力。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乡村已融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纯粹的农村将会慢慢淡化。

谈及乡村职业教育的成长，有一个概念我们跳不过去，那就是“三教统筹”。毋庸置疑，三教统筹是20世纪后期农村教育改革的有益尝试，对乡村职业教育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当前，我国农村的教育类型很多，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等各类教育竞相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提倡 “多教结合”更为合适。把“多教结合”作为新时期的宏观指导思想，可以给广阔的乡村更大的自主权，可以使他们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教育经验。如有些乡村，职业技术教育资源是非常稀缺的，这时农村基础教育机构开办成人夜校，或者进行一些农业技术培训，就更应该得到鼓励和重视，而不一定非要与其他教育类型统筹。

徐：没错。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典型就是多样化。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可能就是科学合理地实行城乡统筹。如何科学合理地实行城乡统筹呢？在我看来，有三个原则是必须坚持的：第一，以县为主体来办学；第二，发挥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或乡镇社区教育中心）的辐射优势；第三，打造城乡职业教育联盟。

    以县为主体办学是万万不能丢的。今天，县城的综合功能不仅没有缩小，而且是在扩大。以县为主体办学，自主权大，运转灵活，资源配置方便，容易形成区域统筹规划的优势。特色的教育资源需要升级为省域统筹，还需要大专院校的服务与支持。

而重视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目的是为了发挥社区教育的网络辐射作用。只有把乡村文化中心、技术中心站稳了，立牢了，才能上联下达，形成文化连通的网络辐射优势。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究竟怎么来建立，有多种不同的渠道，有条件的可以独立建校，独立建立中心；条件不具备的可以与乡村中学联合办学，或者在乡村中学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要谨防学校教学与社区教育、文化站脱钩的问题，避免乡村有限文化资源的流失和浪费。

打造城乡职业教育资源联盟则是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大环境下的必然趋势。而要形成这样的城乡职教联盟，关键是要实现城乡知识的共享、职业教育资源的整合、师资力量的统筹。

袁：我对你说的城乡职教联盟深有感触。对学校职业教育发展来说，城乡师资力量的统筹是最重要的。它可以通过两个路径来实现，第一，城市教师支援乡村教育；第二，乡村教师定期到城市学校进修学习。但问题是，城市教师怎样才愿意支援乡村？或者长期地待在乡村？而乡村教师又屡屡被城市吸引过去，特别是有名气的老师更是农村校长担心的重点，如何处理这种尴尬？

徐：所以，这就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诱导机制，解决城市教师到乡村定期或长期工作所必需的生存发展条件，如学习提高的条件、劳动收益的提高、居所建设、社会福利保障、生活方式适应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另外，从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角度和公平正义的角度看，借助市场机制促进城乡教师流动很有必要。

袁：依你之见，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制度，如国家应出台服务期最低限制政策和补偿政策，凡是符合服务期规定的教师，不分城乡，均可以提出流动申请，只要有接受学校就应该允许流动。另外，还要辅之以鼓励城市教师申请到乡村学校的特殊政策。当乡村教师申请向城市学校流动时，城市流入地学校用“服务期买断”等形式对流出地学校有所补偿，流出地学校用补偿金聘用其他合适教师，这样才公平合理，有利于保护乡村学校的利益。

推进乡村职业教育有很多突破口。如重建尊重劳动、尊重技术、尊重技能的新文化，科学制订乡村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合理分类分区，灵活办学体制、机制等，这都是我们要深度关注的问题。

袁：乡村职业教育发展还有很多难题需要突破。比如它为什么一直被人贴上歧视的标签？这个渊源实在太深了。自孔子以来，人们就对劳动、技术、技能教育不屑一顾，而今天，乡村的贫穷落后，也使人们也从内心里瞧不起它。另外，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市场回报恰恰又低于接受普通教育的市场回报。如此两权相加，注定乡村职业教育遭受歧视。

徐：这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第一，我们迫切需要建设尊重劳动、尊重技术、尊重技能的新文化。第二，我们也需要认真挖掘乡村职业教育本身迷人的有魅力东西。我从农村来，对后者的感受尤其强烈。乡村职业教育蕴涵着乡土的本质，它是自然的，没有任何雕饰的。它也是开化的，开放的。从最早的识字班，到简单的师傅带徒弟再到学校职业教育，它是一个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如今，乡村有些职业消失了，也有一些新的正在成长。所以，要真正发展乡村职业教育，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真正从内心尊重乡村传统、尊重乡土文化。

袁：我很赞同你的看法。除了思想解放的问题，乡村职业教育还需要更广意义上的统筹规划。如怎样分类分区有重点地推行？乡村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机制如何配套跟进？乡村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应该如何调整等，这都非常关键。

徐：所以，我们要科学地制订乡村职业教育发展战略。从我国的国情和乡村职业教育发展历史来看，中部地区农业的基础地位重要，是发展的重点。西部地区重在重建，规划建设要考虑投入成本问题，需要注重特色发展，并充分利用东部和中部的教育资源优势，不必搞重复建设，这需要国家来统筹协调。而东部地区重在牵头发展、升级换代。为此，我们要特别关注特定农业区，大的产粮县、特色农业县以及产业化水平较高的区域。

另外，乡村职业教育办学体制也要不断完善。今天，我们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终结型的，高职以上就没有了，想进一步开发学生的潜力也缺乏畅通的渠道。一些有潜能的学生在越过学业“醒悟期”的时候，看不到自己有拓展的前景，容易在心理上形成一种担忧。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这种主张是对的，但如果强调过分了也会无形中排斥“对口升学”的深造，这不能不让人遗憾。在政策设计上，特别是对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的出口要留宽一些，以消除他们对自己前途的多种担忧，能够放心地去选择。

袁：没错。建立常规衔接机制是必不可少的。以就业为导向不能绝对化，不能堵死继续升学这条路子。相应地，在乡村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上，我们也要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将人文素养与实用技术相结合，对课程进行特色化和个性化设计，这样才能持续地提高未来就业者的职业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