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学知识生产状态历来是高等教育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朱新梅博士的新书《知识与权力：高等教育政治学新论》即是通过对无序型社会、总体性社会与治理型社会三种不同社会型态的考察，进而探讨这一问题的。

在1840至1949年的无序型社会中，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失序状态。如果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是击垮华夏帝国旧秩序的直接动因，那么，在1840这个时点的前后百年中，知识殖民则蚕食了这片广袤土地上仅存的信仰与自尊。在朱新梅博士的思考中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那便是为什么原有价值观、世界观在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时，如此不堪一击？也许，文化自卑感才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社会心理；也许，救亡图存才是那个社会的不眠狂欢；也许，激进崇拜才是那个国度的救命稻草。也许，知识转型的背后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师夷长技以治夷”，而是儒士阶层面对工业机器轰鸣时的无奈选择。也许，新式大学的创办、新式人才选拔机制的引进、西方知识生产模式的使用以及西式分科体系的确立亦是这种选择的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在1949至1977年的总体性社会中，社会生活向着泛政治化及单调一元的方向发展。在建国初期，对“能力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双重选拔，即便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身份特权的痕迹，但至少在总体上保证了高等教育的正常秩序，从而保证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恢复与建设的顺利开展。在“文革”时期，社会整体上差异较小，“政治挂帅”的教育政策客观上使教育机会平均化，极大削弱了社会阶层的再生产链，但这是以牺牲机会均等的绩效法则为代价的。这种身份导向的教育机会分配与获得，由于没有配套的监督体系、严格的考量标准，致使高校招生一度十分混乱，寻租现象较为普遍，也使大学的知识生产陷入停滞或是混乱无序的低水平复制怪圈。

在1978年以后的治理型社会中，尽管相对于无序型社会和总体性社会而言，治理型社会中的大学知识生产有了极大改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在这一阶段，市场对大学的渗透导致了实利主义知识型的大行其道，与之伴生的是大学从政校一体化的单位制坠入了麦当劳化的市场泥潭。表面上，大学从权力高压中解放出来，终于可以呼吸到向往已久的氧气，但是，大学很快发现，有氧运动的代价之一便是其精神信仰的被氧化。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学者对大学的重新反思浸染着鲜明的反现代性、反市场化色彩。

过分迷恋于记忆往往源于对理想主义的执着以及对现实规约的无奈。尽管如此，真实地生存在这个平坦而不确定的世界，仍是大学不能回避的生活。毕竟，面对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