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教科书虽已经成为日常生活概念，但其科学定义至今尚未形成，具有多种歧义，反映出人们对教科书的不同认识与认识的不同水平，因此而形成不同的教科书观，进而影响到教科书的建设、研究和使用，最终对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国学者对中小学教科书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宏观层面的探讨包括教科书的功能和地位、教科书制度建设以及教科书的评价等；微观层面的探讨包括教科书内容的社会学分析、教科书插图研究以及从文化角度对教科书文本所呈现的内容进行分析等。

（一）宏观层面

1．教科书的功能和地位

教科书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从广义上看，教科书包含一切以书本为形式的教学媒介；从狭义上看，则限定在学校的教学用书。传统的观点认为，教科书“集中体现社会规范文化与国家的政策、便于实现国家的教育目标；统一全国教育教学的标准，是评价教育教学效果的主要依据；充当教师教学的指南及规范教师课堂教学的依据；是学生掌握知识的基本源泉,等等”。[1]比如，我国传统上对教科书的界定就是：教科书是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社会与教师的角度来看待教科书的功能，即便提到教科书对学习者的作用，也大多数是为其提供学习材料之类。对教科书的这种定位基于传统的单向传输式的教学观念，认为教学即知识的传递，学习接受外在的知识。对教科书的这种定位要求教科书应该是汇集了人类知识精华的著作，具备学术性、权威性。从这种定位出发，教科书在教学种的地位当然是至高无上的，是教学的出发点、内容和依据。[2]郭晓明博士论文《课程知识与个体精神自由》中重新反思了教科书的功能，把它定位为“对话者”而非“支配者”。这将改变教师与教科书的关系，解除教科书对教师的强制，一方面有助于充分释放教法在教学中的张力，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变教师的职业生活状况，从而有助于为学生创造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教育生活。他认为“支配型的教科书”必将导致“支配型的教育生活”。钟启泉教授也指出：“立足于现代课程观的教科书的作用有两种基本观点，即注重文化授受的观点和注重文化创造的观点，它强调学习者问题意识的形成，关注主体学习态度及能力以及对话、合作、表达等社会态度及能力的形成”。[3]杨启亮从新课程改革与实践的角度对教材的功能提出了一种超越知识观的解释：“教材不是供传授的经典，不是供掌握的目的，不是供记忆的知识仓库，而是供教学使用的材料”。[4]因此，教科书应该是学习工具、媒介、资源和催化剂，教科书应该注意教育和教学的规律，按照学生的认知等方面的发展规律和学校教学的实际情况来设计和编写。

我们通常从正面理解教科书的功能，对其负面性较少论及。王婷认为教科书易带有编写者的偏见、滞后性、容易忽视地方的特殊需要和易窒息学生的好奇心与创造性。[5]曾天山对此有详细的论述。[6]（1）教科书最严重的局限在于其对象的普遍性。教科书供应全国市场，因而不可能考虑重要的地区差异和民族差异及学习者的个体差异。（2）某些学习经验不能通过教科书来全面反映，它所承载的信息量是有限的，而且注重外在的知识形态。（3）作为学科入门的现代教科书，其内容必须是精选的。教科书不可能呈现任何事物的所有已知的东西，它也不可能使所提供的信息是全新的。（4）统一的教科书不能真正地表达或描绘社会状况、社会的历史、社会的习俗、社会的准则，不能真正地表达社会的发展。（5）教科书的编写者对于教科书的内容、所要达到的目的、材料的编排、为各种学习而编制的练习等问题争执不下，意见难以统一，所以教科书难以把握有争议的观点和课题，而且教科书为少数人所编写，难免有的观点过于独断或见解过于偏颇。（6）容易形成教师和学生对教科书的依赖，容易把教科书当作唯一的教学工具，而放弃了自己的主动性。对于为数众多的教师来说,教科书限制了教师业务的长进。（7）教科书因其篇幅所限，故显得叙述简略，内容枯燥，难以引发学生的兴趣。（8）教科书常常限制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其内容成为必须的教学对象，而使教师学生忽略其他教材和实际的社会生活问题，学生经常把教科书当作唯一的范本，而忽视教师的讲解，不能把学习教科书与接受教师的指导有机地结合起来。（9）学生对教科书存在盲从偏听的心理，并时常依据教科书的内容揣测考题，有时会养成投机的心理，助长不正常的学习风气。（10）教科书的内容和观点与编印质量出现问题时，对教师学生的教学有着极大的负面作用。这些观点对教科书的使用者和编制者无疑是个很好的提示。

2．教科书制度研究

教科书制度是伴随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是公共教育制度的一部分。政府通过干预教科书的发行、审定或供应，以保证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平等地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并保证基础教育的水准。

由于教科书的特殊的社会功能和在出版业中的特殊地位，它比其他出版物更需要国家的扶持、管理和调控，因此，政府对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负有不可推卸、不可替代的责任。世界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从法律和政策上对教科书的出版进行管理和调控，而且也都不同程度地直接介入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过程。行政上的介入方式大致分为统编制、审定推荐制与“自由”制三类。所谓统编制，是指政府统一组织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与发行，有的国家甚至由专门的机构负责编写，用政府的名义（而不是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审定推荐制是由出版者组织编写、出版、发行，但需要经过国家组织审定，审定的依据是政府颁发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自由”制理论上是编写、出版和发行全部放开，实际上对中小学教材而言，没有任何国家是完全自由的。

对教科书制度的探讨一般从教科书的编、审、用等环节进行。谢华均和宋乃庆从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出发，提出了新教科书编写的一些教育新理念，即“倡导多元化的学习方式以促进师生互动；克服‘难、繁、偏、旧’的弊病，实现教科书内容的现代化、生活化和适应性；注意教科书的整合性；增强教科书的弹性；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突出创新等”。[7]任丹凤在其博士学位论文[8]中详细探讨了基于当代课程观的教科书编制原则和策略。她认为，教科书编制要遵循以下五个原则：学科横向组织与纵向组织相统一，基础知识与创新能力相结合，系统性与应用性相统一，学科逻辑顺序与学生心里顺序相统一，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统一。从具体的编制策略来说，为了使教科书能够真正反映当代教育思想和课程理念，编制教科书可以有以下一些组织策略：关注学生生活经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凭借已有的经验自己构建知识；注意让让学生产生问题，促进探究；把知识学习、能力培养和情感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提供真实的情境和机会，使师生成为共同学习的合作伙伴；以范例式课题为基本框架。另外，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作为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说是为课程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因素和思想武器，对教科书编写也有着重大的影响。郭建鹏以某版本的小学《品德与社会》为个案，探讨一种理论从理论本身到教科书的实现过程,探讨了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对编写教科书的影响。[9]

我国学者对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的原则、模式和理论等方面也有比较多的探讨。如王嘉毅认为教科书的选用应以优质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基本原则，而且认为当前我国中小学在教科书选用中，可结合实际，选用专家、师生参与下的政府采购模式，学生自主选用模式，教育行政部门和专家指导下的选用模式等。[10]还有很多学者介绍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教科书制度，这一方面的比较研究比较多。[11]研究者希望通过比较，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教科书制度。

教材招投标制度和免费教科书制度  2001年初，安徽、重庆、福建３省市首先试点教材招投标改革，打破了50年来教材出版发行的垄断“坚冰”。 2005年9月13～1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标投标扩大试点会议”，会议指出，2006年教材招投标试点范围由3个省扩大到11个省区，由过去的省区内邀请招标变为跨省区公开招标；招标的教材品种大大增加，要求招标数量不能低于中小学教材总品种的10％，其中主科教材招标品种不得低于招标总数的40％；到2008年秋季，中小学教材招投标将推向全国。这标志着新一轮教材招投标改革已正式启动。当时有报道说，这次改革将触动原有教材出版发行体制的底线，是“伤筋动骨”的动作，难度极大。

教材招投标是改革中的新事物，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有部分论述散见于出版发行专业的一些期刊杂志，主要是出版发行行业的从业人员参加教科书招投标活动的所见所思。[12]周彩云在《原创社不能承受之重》中谈及了教材招投标过程中的规范缺失问题：（1）各试点地区招标方在资格审查环节上制造障碍，增加原创出版社参与投标的难度。他们要求投标单位必须取得地方某些单位的证明材料，而这些证明材料的取得必须得到当地相关部门的配合。于是，一些原创社为获得资质证明材料奔波于当地教育、新闻出版、物价等各部门，但基本上无果而终。（2）地方保护现象严重。许多招标方利益倾向性较为明显，大部分规则和制度都偏向于本地出版社，具有能力的试点地区以外的原创出版社被排斥在外。原创社的身份地位在招标过程中最终被迫转换成了“陪标人”。（3）招标文件中存在强制条款——原创社不得不接受的条件，其中很多条件是不平等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实行教材招投标和免费教科书制度的一个目的是减轻学生的负担。目前的情况是，教材招投标和政府采购过程中过分关注出版社给出的教科书价格，对教科书的质量则关注不够，减轻学生负担的压力最终转移到了出版社身上。中小学生要减负，教材要降价，但这样的神圣职责是否该由出版环节独自承受？发行等其他环节是否也应当不脱干系？这其中的权利义务如何分配分担？再者，由于中小学教科书不同于一般商品，它的运行模式并不是竞争越激烈越好，也不是参与的团体越多就越能解决问题，有关权力部门是否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对相关单位进入中小学教材出版流通领域提出资质要求，限制盲目进入和进入过滥。这都是出版从业者关心的问题。[13]齐树同分析了世界主要国家中小学教科书供应制度的类型，他认为国家提供免费教科书必须考虑以下四个因素，即义务教育的实施情况、国家对义务教育的投入状况、学校的性质和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而不宜一刀切。[14]

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  齐树同在《从世界教科书供应制度之比较看教科书租借制》分析了教科书循环使用的基本前提：第一，在一定年限内，教科书要保持稳定，内容不作改动，即教科书要有一定的有效使用期限或一定的更新周期。第二，教科书印制质量高，耐用性好，能多次重复使用。第三，可借此开展道德教育，教导学生爱护公共财产。通过教科书的传承使用，在上下年级的学生之间建立起一种文本联系和情感联系。另外，还有不少研究者[15]论述了实现教科书循环使用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转变教科书使用观念、确定教科书使用年限、提高教科书编印质量、保证出版社的利益、加强管理等，对推进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很有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人指出，与一次性使用教科书相比，教科书循环使用也存在一些不足[16]：一是使用过的教科书易诱发传染病；二是教科书内容易陈旧，导致学生学习欲望下降；三是借用的教科书不能书写，失去当作业簿的功用；四是学生在书上写划而被老师制止，产生抗拒感；五是丧失反复学习的机会。这些观点也不无道理。因此，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教科书评价研究

教科书审查制度的合理与否影响教科书质量的提高。“一纲一本”的教科书时代不存在真正的审查，唯一一套教科书经过修改，最后必须被推出使用，由于没有可比的参照物，因此也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实行“一纲多本”后，实际上也只是增加了地方版教材，而各省市的地方版教科书基本上还是单一的，其编写受地方政府的干预。因此也没有严格的审查和可供选择的余地。

开放的教科书编写和出版制度必然要求建立严密而公正的审查或认定制度，才能保证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质量。根据我国社会制度的特点，目前我国教科书的审查主要由政府部门主持，聘请各方面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审查工作必须依据一套法律程序严格进行,并受到公众的监督,以确保审查的公正性。

教科书评价的本质是评价主体对教科书价值的判断过程。邝丽湛从哲学的视角对教科书评价的本质及其价值进行了分析，指出教科书评价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它存在着两对主客体关系——价值客体与价值主体、评价客体与评价主体，进而从价值维度对教科书评价的功能进行定位，即有满足社会、学生发展需要的外在职能以及满足教科书评价者自身发展需要的内在职能。[17]鉴于此，丁朝蓬认为在制定教科书评价标准时须综合考虑学生主体的需要和社会主体的需要，辩证地整合两个主体的需要，即教科书的评价标准来自对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社会需要、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科体系的逻辑规律的分析，是这些规律的具体化。[18]

目前，在教科书评价标准研究方面，我国主要有高凌飚、张廷凯、丁朝蓬、胡军等人的研究。他们在教科书评价研究上各有千秋，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高凌飚、张廷凯的《基础教育教材：理论与工具》一书，建构了以维度和评价标准指标体系为框架的教材评价方案。这个教材评价指标体系的总框架包括：知识维度、思想与文化内涵维度、认知与心理规律维度、编制与工艺水平维度、可行性与效果维度，并根据这5个维度提出教材分析评价的标准。丁朝蓬的《新课程评价的理念和方法》一书，也提出了教材评价的指标体系，并指出一个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评价指标、评价标准、量表、指标权重，并由这四部分内容构成了评价指标体系的主体框架，界定了评价指标的指向性和评价标准的确定性。胡军的《对进一步完善教材审查和管理的探讨》一文，提出制定具体、全面、科学性、操作性强的“教材审查标准”的设想，建议从与课程标准的关系、偏见问题、教材内容、教学方式、评估策略、版式等方面改革并完善审查标准。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看，他们对教科书的评价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对我国课程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二）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的教科书研究有一些特点。第一，多以学科立场展开叙事，使得视野具体有余而概括不足：站在课程论立场的人偏好宏大叙事，往往以总结出若干一般性原则、策略为目标，由于缺乏实际素材支撑，难免流于表层化。第二，理论研究成果的科目集中于社会以及语文学科，对数理科关注不足。第三，研究多围绕政治意识形态、性别歧视等内容，对主题的选择、潜在问题、知识的正确性与时代性等则关注不够。主要研究内容如下所示。

1．教科书内容价值取向的社会学分析

教科书的社会学分析热潮大致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日本的许多学者在此领域中建树颇丰。相对而言，我国学者对教科书的社会学分析研究起步较晚，涉足教科书社会学分析的研究者主要有吴康宁、吴永军、刘云杉、朱晓斌、曾天山等。他们的研究基本得出如下结论：教科书是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精心选择的、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文本表达；所选择的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特征，国家或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通过教科书这个物质载体加以具体化，并通过对教科书中价值取向的控制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学者所采用的“内容分析法”和分析框架为其他学者研究、分析教科书内容提供了极为有用的研究范式及研究案例。比如陈月茹的博士学位论文《教科书内容属性改革研究》，[19]就借鉴了内容分析法的研究范式，以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重建的课程观为指导，研究既有教科书在理论基础、目标定位和内容选择编排等内容属性方面存在的不足，探索提高教科书内容编制质量的途径。

2．对教科书插图的研究

曾天山认为，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教科书插图的形式、内容及其在教学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实践，结果证明，教科书插图在丰富教科书内涵、提高教科书的质量、增强教育效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陈娴等具体对一套教科书插图的特点进行剖析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21]不过总的来看，他们大都是从教科书插图如何有助于学生理解教科书内容这一层面考虑的，其实对教科书插图的分析既可以成为教科书设计者构思的极好依据，也是评价教科书插图的良好依据。陈月茹认为，作为教科书内容的组成部分，插图正在从边缘角色走向中心地位。与商业化书籍不同，教科书插图的课程学意义远大于经济学意义，插图质量影响着教科书“均衡”“潜在课程”“范围和顺序”等内容效标。因此他建议借鉴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插图艺术寻求恰当的理论依据。[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