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袁振国教授在二十多年的执著追求中，发起并引领了我国的教育政策研究。由他主编的《中国教育政策评论》，以“探索决策理论，分析政策热点，积累历史资料”为宗旨，内容涉及教育公平、科研政策、中外合作办学等决策者和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这套书不仅彰显了教育政策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而且对我国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执行的有效性发挥了重要影响。

　　没有研究的教育政策不可能成为好的政策，不关心政策的教育研究也难以成为有价值的研究 。

　　记者：您主编的“中国教育政策评论”系列不仅在学术界有很大反响，而且也引起了行政部门的广泛关注，您能谈谈这套书“背后的故事”吗？

　　袁振国：其实就我本人而言，“中国教育政策评论”这套书的诞生是一件水到渠成、非常自然的事情。说到这，得先追溯我对教育政策研究的认识过程。早在1984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对教育政策研究有了蒙眬的意识。当时的教育研究基本上不涉及教育政策，人们普遍认为教育理论研究是学界的事，而教育政策研究是行政部门的事。当时我的导师金一鸣教授师承刘佛年先生的治学传统，非常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鼓励我们注意观察社会，勤于思考实际问题。在观察和思考教育宏观问题的过程中，隐约觉得教育研究如果不联系教育政策，不研究国家发展实践是不够的，而教育政策不经过科学的研究，也难免失之简单和随意。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市开展了“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我很荣幸参与了这个研究项目。在研究过程中，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经常是脱节的，许多研究者对教育实践，对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并不了解。90年代初，我出国学习，通过多方面的接触和学习，从理论上基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在当时的西方，公共政策研究已经是一门显学，其中教育政策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很多大学还专门设立了教育政策研究系、科或专业。
　　1993年回国后，我尝试拓展中国的教育政策研究，并为此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召开全国教育政策研讨会；二是编写了一本比较系统的《教育政策学》；三是设立了教育政策研究博士点；四是开设了专门的教育政策研究课程。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工作得到了学校和有关行政部门的支持，得到了学界朋友的广泛响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意识地将教育政策作为一个学科和发展领域进行研究，很多大学也陆续开设了教育政策研究课程和学位研究方向。
　　我一直坚持一种观点，或者说是一个学术信仰，那就是：没有研究的教育政策不可能成为好的政策，不关心教育的教育政策研究也难以成为有价值的研究。我曾在《教育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政策型研究者和研究型决策者》，倡导搞研究的人要关注教育政策，教育决策者也要注重研究。
　　1999年，在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我组织了全国教育政策分析高级研讨会，邀请了许多教育主管领导和相关专家、学者参加，对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当时各大报刊也争相进行了报道。在此基础上主编了第一本《中国教育政策评论》，这本书出来后受到了学术界和教育行政部门两方面的欢迎。全国教育政策分析高级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8届，参会人员并不限于教育领域，多个中央部门都有人员到会参与研讨。而“中国教育政策评论”每年探讨的专题都是当时教育热点问题或是难点问题，对教育研究和教育决策两个层面都有价值。如课程改革问题，高校扩招问题，创新教育问题，体制改革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等等，都专门讨论过。

　　政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在敏感问题的处理上，研究者要有政治敏感性、全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

　　记者：教育政策研究一定会涉及到一些敏感话题，甚至难免会有对现行政策的批评。您在研究过程中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

　　袁振国：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教育政策研究”。简单地说，教育政策研究分为“对政策的研究”和“为政策的研究”。对政策的研究一般指已经出台的政策和希望制定的政策，如怎样在“公正”和“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分配公共资源等；为政策的研究主要研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问题，政策制定的程序问题，比如在重大政策制定过程中召开“听证会”就是一种程序要求。
　　对政策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以前政策的研究，即政策回溯研究；二是对当前政策的研究，即现行政策研究；三是对将来政策的研究，即新政策研究。我们常说的政策研究主要是指现行政策研究，这其中就包括对现行政策的分析、评论乃至批评。我们在挑选与整理相关成果时并不避讳这种评论或批评，但我认为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是为了促进政策更好地制定和实施而提出的。
　　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不然我们也就不用去研究它了。政策研究的范围包括对政策文本、政策执行过程以及实施后“失真”等问题的分析，也就是分析文本本身怎样？执行怎样？结果怎样？值得一提的是，“失真”并不总是坏事，特别是当政策不够好时，人们在执行时往往会加以调整。有时候这种“失真”其实体现了基层的智慧和政策的内在要求。对政策的批评并不是坏事，这也是学术研究的独立价值所在。当然，学术批评并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也不是情绪性的宣泄，而是怀着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严谨的方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

　　记者：我还想再追问一句，您觉得在涉及敏感问题时政策研究者应具有怎样的态度，或者说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袁振国：政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因此，在敏感问题的处理上，研究者要有政治敏感性、全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我们说，研究无禁区，但宣传要有限制，如果不看场合、不掌握分寸，只求一吐为快，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影响大局，甚至引发负面的社会影响。同样，研究结果通过什么途径发表也很重要，比如说公开发表、内部发表或者指定参阅都是要有不同分寸考虑的，绝不能通过媒体先“炒”起来再说，事后再补救就很麻烦，这也体现了政策研究者的一种大局观和严谨性。

　　记者：您觉得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今后的教育政策研究是否有很大影响，有哪些是重要的导向？

　　袁振国：党的十七大报告是我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是各项政策研究的根本导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我想报告里都讲得很清楚，报告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问题，进一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重要地位，当中关于教育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做很多文章，每句话都有很深厚的内容，不是提出来就完事了。可以说，十七大报告将我们工作的重点和要研究的重点都提出来了。为了贯彻十七大报告的精神，也是针对当前最紧迫的社会问题，2008年我们准备将“教育公平与效率”作为《中国教育政策评论》研究的主题，进一步探讨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

　　记者：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你们再讨论这个问题会不会觉得内容重复？

　　袁振国：你说得很对，的确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这些年常常被人提起，但我想说，反复提到的问题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往往意味着两点：一是这个问题很重要，一直被人关注；另一点就是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我们搞政策研究的人一定要敏锐地抓住这一点，并将其深入地研究下去，不能仍然停留在前些年的理论成果上，不能仅停留在理论探讨上，而是要深入到具体的操作性层面，真正对决策的有效制定与实施起作用。

　　要进行可行性研究，也要进行不可行性研究。每一个反对理由对工作都有所帮助，能够使决策更加科学、完善。决策研究应该是一个科学的过程 。

　　记者：您曾提到，在政策研究中既要作“可行性研究”，也要作“不可行性研究”，您能具体阐释一下吗？

　　袁振国：你的这个问题令我想起一个故事。上世纪90年代，上海提出要建成亚洲金融的中心，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也可以说是一片叫好声，一份关于将上海打造成亚洲金融中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报告很快就写出来了。但当时市领导让有关方面同时写了一份不可行的报告。报告分析了要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条件，而很多条件上海当时是不具备的。这份报告引起高度重视，促进中央和上海下决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打造亚洲金融中心创造了条件。再举个例子，国务院三峡三期枢纽工程验收组副组长兼专家组组长、“两院”院士潘家铮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曾感慨万分地说：“一个工程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如果都是同意赞美的声音，那是很不好的一件事，你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方面没想到，三峡工程反对的声音这么多，这也是能胜利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些反对者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
　　这些事例说明，每一个反对理由对工作都有所帮助，能够使决策更加科学、完善。决策研究应该是一个科学的过程，从这点上说，我们既要进行“可行性研究”，也要进行“不可行性研究”，后者有时比前者更重要，它可以使我们保持更冷静、更理性的头脑。所以我们说，重大决策尤其应该有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一个是可行性研究，一个是不可行性研究，当你把不可行的担忧都回答了，你就真正可行了。

　　记者：那政策研究是否就是指对相关的决策进行研究？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

　　袁振国：我们常常把政策研究等同于决策研究，这是不全面的。决策研究和政策研究有很高的同构性，但它们是不同的概念。政策研究包括四个阶段或者说过程，一是政策议题，即确定政策的问题或者说确定研究的对象；二是政策决定，包括如何制定政策文本，怎么解决政策议题等，这是政策研究最重要的环节，开始进入决策阶段；三是政策执行，包括分析政策实施的条件保障以及开始提到的“失真”问题；四是政策评估，研究政策效果和舆论反应，这是我国当前政策研究最薄弱的一环，包括采取什么标准、怎么评估都不太明晰。因此，我们说政策研究包括对决策的研究，决策是政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民众关心的问题从来就是决策者关注的问题。决策者要善于协调不同观点和利益，一步一步地把工作推向前进 。

　　记者：从1999年开始，《中国教育政策评论》每年出一本，它每年选择的主题更多是民众关心的问题，还是决策者关注的问题？整套书是否有一个渐进式的变化过程？

　　袁振国：其实，民众关心的问题从来就是决策者关注的问题，二者一定是高度一致的。我们每年在召开全国教育政策研讨会前，都会对近年民众和决策者都关注的教育政策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总结、提炼出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然后再确定当年会议的主题，其主题就是这本书的基础。在内容上，我们坚持把民众关心的问题和决策者关注的问题作为首选，调查研究当前教育领域最重大的问题，力图体现战略性和广泛性；在形式上，我们坚持要求使用浅显通俗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思想，而且追求文风的生动性。因而，这套书的读者面很广。
　　至于有没有“渐进式的变化”，我觉得在内容或形式上是有的，但是从根本上讲，我们更多地坚持或是保持它的广泛性和选题的战略性。这套书的作者都是相关领域的大家，话题也比较集中。若每年都要上一个台阶或是有阶段性的突破，就需要学术水平能够有不断的突破和提高。我们将努力保持它的高品位和学术水准，努力保持它得到学术大家的支持，保持它选题的敏感性和重大性。这也是我们做这套书从始至终的一个目标，为此，我们可能需要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使这一工作更专门、更有效。
　　从2006年开始，这套书已经第二次被列为“CSSCI来源集刊”。可见还是很受读者认可的，而且每年书出来后的市场反响也不错，这也给了我们继续做好这套书的信心和动力。

　　记者：我们知道，您原先在华东师范大学从事教育理论、教育政策研究，后来到教育部司局工作，现在又到中央教科所担任领导工作，这些工作虽然都与教育政策研究相关，但不知研究视角有怎样的不同？您能谈谈今后在教育政策研究方面的一些个人打算吗？

　　袁振国：由于工作岗位、角色的不同，工作方式、考虑问题的方式当然会有所不同。但从教育政策研究的角度说，我首先还是想强调它们的相同性。首先是社会责任感。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利益的分配或调整，政策不仅涉及到政策相关者的利益，而且可能关系到国家利益。怎样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研究政策、制定政策，这是最重要的。搞研究不能自说自话、自我欣赏、闭门造车；搞决策不能逞个人意志之强，偏听偏信。其次是要关注实际、了解实际、深入实际，以现实的问题为出发点，对现实问题，尤其是难点、热点问题，有长远的、全局性的思考，努力作出科学的回答。第三是要努力创新。困难的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往往就是因为传统的办法解决不了，需要有创新的思路，创新的办法。理论研究也好，政策制定也好，关键的一条就是与时俱进，有独立的思考，提出独立的见解。
　　至于不同点，我想可能突出地表现在处理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上的不同。理论研究当然要深入实践，从实践中提炼思想和观念，但理论研究有自身的规范，强调概念和逻辑，注重理论自身的完整性和自洽，注重事实背后的一般性、规律性的研究；实践则首先是要解决眼下的问题，理论再好，面前的问题解决不了也是不行的。当然如何解决眼下的问题，能不能走一步看两步，想三步，则又决定于政策制定者的理论水平和思考深度。研究往往更有理想色彩，没有理想的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而决策者一定更关心可操作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最好的政策，只有相对较好的政策。对一个问题，由于人们的观念不同，利益不同，认识水平不同，看法和意见也就不同。决策者就是要善于协调不同观点和利益，一步一步地把工作推向前进。
　　中央教科所作为国家级的教育研究机构，当然要立足于国家发展战略，立足于教育部的中心工作，立足于全局性的工作需要，把政策研究作为工作的重点，努力成为教育决策的思想库、智囊团。尤其要在建立教育政策研究的数据库，建立全国性的教育科研系统，形成规范、实证的研究方法方面，起到领导和引导的作用。中央教科所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今后将集中更大的力量做好这一工作，为国家决策尽好力、服好务。

    （《中国教育政策评论》，袁振国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该套书已连续出版8年，两度被列入“CSSCI来源集刊”。）
                             
                                  转自2008年3月6日《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