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清产核资结果未完成批复，接下来的资产评估、产权登记和工商变更等程序将无法进行下去。
　　按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原定计划，2009年12月除有特殊原因的大学出版社外，应该全部完成转制任务。2010年，如果一切进行顺利，大学社的转企改制，或许就应该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朱杰人所谓的“后改制”时代。大学出版人在一起讨论得更多的是如何发展、如何做强的问题。
　　1月26日，华北地区大学社会议在北京召开，大家仍然在热烈讨论改制的问题。据了解，进入第二批改制计划的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大学社，大部分已经完成了清产核资，正在等待教育部和财政部的批复，对于许多大学社社长而言，除了早日完成改制，更关心改制后的退税政策能否落实。
　　                     希望优惠政策尽快落实
　　上海一位大学社社长指出，退税优惠、自主用人权、现代企业管理是大学社体制改革能享受的切实利益和好处。但是，对于部分出版社而言，企业化管理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实行，并采用了企业编制的员工进入制度。或许，退税政策就是最具有诱惑力的一个条件了。
　　记者电话采访了几位教育部直属高校出版社的社长，询问体制改革工作是否已经完成。一位社长接到电话，直接表示，“我们社内的清产核资早已经完成了，财政部还没有批复下来，只能等着了”。另一位社长刚参加完大学版协华北地区大学社的会议，他告诉记者，到现在也只有少数几家出版社真正从程序上完成改制，该社的改制方案在去年5月已经获得总署批复，已经将清产核资报告上报到教育报和财政部，但“等了几个月还没有批复，着急着呢”。
　　如果出版社的清产核资结果没有批复，那么接下来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资本验证、产权登记和工商变更等程序将无法顺利进行下去。更有社长对是否还能继续享受优惠政策表示怀疑，他提出，早改制早享受退税优惠政策，如果一月份拿不到批复，2009年的所得税退税的优惠大概就享受不到了。
　　同时，也有出版社对财政部的批复还未下来表示理解，一位大学社社长就表示，尽管心里面着急，但是政策问题的协调需要时间，“时间的推后，可以理解”。京外教育部直属高校大学的出版社有几位负责人就认为，出版社早些年就已经按企业化模式进行运作，改制对他们而言就是换块牌子，改个名称，而作为小规模的出版社一年所产生的利润也不多，退税的吸引力不是很大，“根本不着急”。另一位出版社负责人则表示，该社在2004年就从当地工商部门领取了企业法人执照，当时就已经完成公司化改造了，这些年其实就是按企业在进行运作。
　　                      后改制时代的困惑
　　既定程序的进行虽然受到阻碍而暂时搁浅，大学社改制的工作仍在按计划进行着。这其间，财务流程、人事改革、校社关系的处理等工作仍在各家出版社进行着。当然，清产核资的审批并未对大学社的未来规划和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如今，各种问题呈现出来的实质或许更多的集中在大学出版人自身的观念上。
　　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培华认为，如今大部分大学社面临的经营教材教辅和学术专著的出版理念、原有单一的系统发行渠道、与学校关系的处理等问题，都源于自身的传统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出版社如何转变从“人治”到“制度”的问题是关键，吴培华提出，部分大学社的改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社长个人的因素和魅力在操作，这样的领导体系是很不稳定的。
　　华东师大社的六家分社裂变模式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一年多下来，不断有人质疑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方式，并关注着其显现出来的成效。朱杰人坦言，接下来的两年还在继续“踩地雷”。如今的地雷或许更多，数字化出版的大胆尝试、人文大众图书的出版、分社模式是否如愿稳定的发展……朱杰人把大学出版人面临的困难如同堂吉诃德的风车大战，他认为体制是风车，改革者们是一群堂吉诃德，当中国出版界的堂吉诃德们终于迈过了这道坎的时候，改制以后横在他们面前更难逾越的大山能否轻松迈过去，还值得出版社高层深入思考。
　　做强是所有出版社的共同心愿，在大学社中，以往“做大做强”的口号如今似乎更宁愿被“做专做强”所取代。在几番联合之路未能经受考验并受挫折之后，大学社们似乎已经放弃了形成联盟、联合体，甚至集团一体化的道路。如今，更多的大学社是在探索如何利用已有优势，将学术与市场更好的结合，将专业化做得更巧妙、更精到。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蔡翔就坦言，该社近年来每年保持20%以上的利润增长率，改制后出版社继续将新闻和传媒专业做得更高品质，学术打造得更精湛，与市场的结合逐步密切，这就是将本职工作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