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教科书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反映课程内容和课程设计的规定的学习活动方式。教科书质量会直接影响到课程的整体质量和水平，从而最终影响教育教学的质量。因此，对教科书的研究成为当今课程教材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一代的人才，而我国的基础教育水平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了世纪之交的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是一次全方位的改革，它针对原来的基础教育课程存在的弊端，从课程功能、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和课程管理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2001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教科书的编写、审定实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两级管理。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国家教科书的初审、审定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使用的地方课程教材的审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地方课程教科书的初审和审定，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授权或委托，承担有关国家课程教科书的初审工作。这两个文件指出，要完善基础教育教科书管理制度，实现教科书的高质量与多样化，并要求加强对教科书使用的管理，逐步建立教科书评价制度和在教育行政部门专门指导下的教科书选用制度。

 

 

　　我国2002年进行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试点工作，2005年在首轮试点的三省（市）继续试点的基础上，把试点扩大至11个省（区、市），扩大了招标对象、招标品种，改变了招标方式和发行投标者的核心资质。教材招投标的目的是通过招投标，打破中小学教材发行领域的行业垄断，使那些导向正确、编写科学、质优价廉的教材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从另一方面说，大力推进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管理体制改革，是出版业自身发展的需求。但是教材招投标在政策制定和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不规范的暗箱操作和不正当竞争不可忽视，某些非竞争性因素则背离了教材招投标的初衷。事实上，教材招投标政策在很多地方不仅没有打破行业垄断，反而成了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的挡箭牌。

 

　　对出版业而言，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是“十五”期间的一把政策悬剑。以2004年为例，当年基础教育教科书码洋约160亿，按出版社平均下降十个折扣，发行方面下降六个折扣，这一剑正好腰斩中国出版业，砍掉约25亿利润，占全行业总利润的50%。2005年3月7日，《免费教科书政府采购工作暂行办法》发布，《办法》规定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国家课程必设科目的教科书。免费教科书严格在政府采购指导价下进行。另外，有些地方开始试行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可以预测，教科书出版在“十一五”期间全面步入微利时代。

 

　　教材招投标、免费教科书和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必然引发教科书出版发行产业链的深刻变革，问题在于有些变革不一定是正向的，这些制度本身的实施条件和保障机制需要被反思。另外，目前教科书原创出版社还担负了大量的教材和教师培训任务，如果不能保证出版的合理利润，不仅出版社无力提供优质的后续服务，教科书的质量也难以保证，并最终影响基础教育的质量。

 

 

　　近几年，国家改革教科书管理体制，逐步改变了一种教科书“统一”大半个中国的局面，实行编审分开，在坚持统一课程标准的前提下，允许各地根据本地区需要编写不同风格的教科书，即一个课程标准，多种教材；还有一些省市根据教育改革的需要，经教育部门批准自主制定课程标准、编写教科书并组织实验，于是出现了“多纲多本”的现象。这是我国教科书史上的一大进步，但也由此导致教科书雷同、质量参差不齐，即教科书“多样化”变成教科书的“多本化”等问题。目前我们虽然建立起了教科书的审查制度，但目前的教科书审定基本上完全决定于教科书审定委员会的意见，而委员会的委员又是有限的几个专家，因此教科书审定很容易带有个人主观色彩。因此除了制定客观的评价标准，还应建立相关的管理制度，保证审定的客观、公正。

　　我国的教科书审定制是依据国家课程标准（或大纲）对教科书资质的一种认定，是一种资格审查。它带有很强的政策性，体现国家意志。一般而言，教科书审查只对教科书的使用资格做出判定，不解决教材的特色和适用对象等问题，教科书评价可以成为教科书质量审查和教科书选用的依据之一。在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教科书多样化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不同教科书如何适应不同地区选用，以及版本众多、难以选择等情况。选用者只有在了解了教科书的特色、适用对象和教科书质量等问题的基础上，才能结合各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选用适合本地区需要的教科书，这就需要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教科书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充分利用教材评价这一手段，甄选推荐优秀教材，淘汰低劣教材。

 

 

　　教科书一直是我国学校教育的主要课程资源，以至于人们常常误以为教科书就是唯一的课程资源，所以教学在很多情况下沦为“教教科书”。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把教科书定位为“对话者”而非“支配者”,教科书是一种教学资源，是引发教育活动的物质载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绝不能再把教科书作为“圣经”顶礼膜拜，而应该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教科书只是课程资源之一，教学需要对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各种课程资源进行筛选，在筛选的基础上精心设计教学方案，组织教学。这种新的定位会改变教师与教科书的关系，解除教科书对教师的强制，一方面有助于充分释放教法在教学中的张力，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变教师的职业生活状况，从而有助于为学生创造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教育生活。目前基础教育新课程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除了制度因素和客观的物质条件的限制之外，教师实施新课程能力欠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教科书审定和选用之后，教师如何使用教科书也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核心概念界定

 

本研究所说的基础教育指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

教科书是根据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编制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

教科书由一定的育人目标、学习内容和学习活动方式分门别类组成，是可供学生阅读、视听和借以操作的材料，既是教师进行教学的基本材料，又是学生认识世界的媒介。

所谓制度，是通过权利与义务来规范主体行为和调整主体间关系的规则体系。

首先，从内涵上看，制度是作为一种权利义务分配的规则体系，它规定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活动范围以及基本的行为方式或模式；其次，从外延看，制度作为社会的规范形态，是通过某种强制力量来约束主体的行为和主体间关系的特定规范。

国家关于教科书的方针、政策的系统总称，内容包括教科书的立项、编写、出版、初审、实验、审定、选用、评价、供给等多个方面。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教科书虽已经成为日常生活概念，但其科学定义至今尚未形成，具有多种歧义，反映出人们对教科书的不同认识与认识的不同水平，因此而形成不同的教科书观，进而影响到教科书的建设、研究和使用，最终对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国学者对中小学教科书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宏观层面的探讨包括教科书的功能和地位、教科书制度建设以及教科书的评价等；微观层面的探讨包括教科书内容的社会学分析、教科书插图研究以及从文化角度对教科书文本所呈现的内容进行分析等。

 

　　教科书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从广义上看，教科书包含一切以书本为形式的教学媒介；从狭义上看，则限定在学校的教学用书。传统的观点认为，教科书“集中体现社会规范文化与国家的政策、便于实现国家的教育目标；统一全国教育教学的标准，是评价教育教学效果的主要依据；充当教师教学的指南及规范教师课堂教学的依据；是学生掌握知识的基本源泉,等等”。[1][1]比如，我国传统上对教科书的界定就是：教科书是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社会与教师的角度来看待教科书的功能，即便提到教科书对学习者的作用，也大多数是为其提供学习材料之类。对教科书的这种定位基于传统的单向传输式的教学观念，认为教学即知识的传递，学习接受外在的知识。对教科书的这种定位要求教科书应该是汇集了人类知识精华的著作，具备学术性、权威性。从这种定位出发，教科书在教学种的地位当然是至高无上的，是教学的出发点、内容和依据。[2][2]郭晓明博士论文《课程知识与个体精神自由》中重新反思了教科书的功能，把它定位为“对话者”而非“支配者”。这将改变教师与教科书的关系，解除教科书对教师的强制，一方面有助于充分释放教法在教学中的张力，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变教师的职业生活状况，从而有助于为学生创造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教育生活。他认为“支配型的教科书”必将导致“支配型的教育生活”。钟启泉教授也指出：“立足于现代课程观的教科书的作用有两种基本观点，即注重文化授受的观点和注重文化创造的观点，它强调学习者问题意识的形成，关注主体学习态度及能力以及对话、合作、表达等社会态度及能力的形成”。[3][3]杨启亮从新课程改革与实践的角度对教材的功能提出了一种超越知识观的解释：“教材不是供传授的经典，不是供掌握的目的，不是供记忆的知识仓库，而是供教学使用的材料”。[4][4]因此，教科书应该是学习工具、媒介、资源和催化剂，教科书应该注意教育和教学的规律，按照学生的认知等方面的发展规律和学校教学的实际情况来设计和编写。

　　我们通常从正面理解教科书的功能，对其负面性较少论及。王婷认为教科书易带有编写者的偏见、滞后性、容易忽视地方的特殊需要和易窒息学生的好奇心与创造性。[5][5]曾天山对此有详细的论述。[6][6]（1）教科书最严重的局限在于其对象的普遍性。教科书供应全国市场，因而不可能考虑重要的地区差异和民族差异及学习者的个体差异。（2）某些学习经验不能通过教科书来全面反映，它所承载的信息量是有限的，而且注重外在的知识形态。（3）作为学科入门的现代教科书，其内容必须是精选的。教科书不可能呈现任何事物的所有已知的东西，它也不可能使所提供的信息是全新的。（4）统一的教科书不能真正地表达或描绘社会状况、社会的历史、社会的习俗、社会的准则，不能真正地表达社会的发展。（5）教科书的编写者对于教科书的内容、所要达到的目的、材料的编排、为各种学习而编制的练习等问题争执不下，意见难以统一，所以教科书难以把握有争议的观点和课题，而且教科书为少数人所编写，难免有的观点过于独断或见解过于偏颇。（6）容易形成教师和学生对教科书的依赖，容易把教科书当作唯一的教学工具，而放弃了自己的主动性。对于为数众多的教师来说,教科书限制了教师业务的长进。（7）教科书因其篇幅所限，故显得叙述简略，内容枯燥，难以引发学生的兴趣。（8）教科书常常限制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其内容成为必须的教学对象，而使教师学生忽略其他教材和实际的社会生活问题，学生经常把教科书当作唯一的范本，而忽视教师的讲解，不能把学习教科书与接受教师的指导有机地结合起来。（9）学生对教科书存在盲从偏听的心理，并时常依据教科书的内容揣测考题，有时会养成投机的心理，助长不正常的学习风气。（10）教科书的内容和观点与编印质量出现问题时，对教师学生的教学有着极大的负面作用。这些观点对教科书的使用者和编制者无疑是个很好的提示。

 

 

　　教科书制度是伴随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是公共教育制度的一部分。政府通过干预教科书的发行、审定或供应，以保证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平等地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并保证基础教育的水准。

　　由于教科书的特殊的社会功能和在出版业中的特殊地位，它比其他出版物更需要国家的扶持、管理和调控，因此，政府对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负有不可推卸、不可替代的责任。世界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从法律和政策上对教科书的出版进行管理和调控，而且也都不同程度地直接介入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过程。行政上的介入方式大致分为统编制、审定推荐制与“自由”制三类。所谓统编制，是指政府统一组织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与发行，有的国家甚至由专门的机构负责编写，用政府的名义（而不是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审定推荐制是由出版者组织编写、出版、发行，但需要经过国家组织审定，审定的依据是政府颁发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自由”制理论上是编写、出版和发行全部放开，实际上对中小学教材而言，没有任何国家是完全自由的。

　　对教科书制度的探讨一般从教科书的编、审、用等环节进行。谢华均和宋乃庆从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出发，提出了新教科书编写的一些教育新理念，即“倡导多元化的学习方式以促进师生互动；克服‘难、繁、偏、旧’的弊病，实现教科书内容的现代化、生活化和适应性；注意教科书的整合性；增强教科书的弹性；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突出创新等”。[7][7]任丹凤在其博士学位论文[8][8]中详细探讨了基于当代课程观的教科书编制原则和策略。她认为，教科书编制要遵循以下五个原则：学科横向组织与纵向组织相统一，基础知识与创新能力相结合，系统性与应用性相统一，学科逻辑顺序与学生心里顺序相统一，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统一。从具体的编制策略来说，为了使教科书能够真正反映当代教育思想和课程理念，编制教科书可以有以下一些组织策略：关注学生生活经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凭借已有的经验自己构建知识；注意让让学生产生问题，促进探究；把知识学习、能力培养和情感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提供真实的情境和机会，使师生成为共同学习的合作伙伴；以范例式课题为基本框架。另外，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作为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说是为课程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因素和思想武器，对教科书编写也有着重大的影响。郭建鹏以某版本的小学《品德与社会》为个案，探讨一种理论从理论本身到教科书的实现过程,探讨了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对编写教科书的影响。[9][9]

　　我国学者对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的原则、模式和理论等方面也有比较多的探讨。如王嘉毅认为教科书的选用应以优质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基本原则，而且认为当前我国中小学在教科书选用中，可结合实际，选用专家、师生参与下的政府采购模式，学生自主选用模式，教育行政部门和专家指导下的选用模式等。[10][10]还有很多学者介绍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教科书制度，这一方面的比较研究比较多。[11][11]研究者希望通过比较，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教科书制度。

 

教材招投标制度和免费教科书制度  2001年初，安徽、重庆、福建３省市首先试点教材招投标改革，打破了50年来教材出版发行的垄断“坚冰”。 2005年9月13～1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标投标扩大试点会议”，会议指出，2006年教材招投标试点范围由3个省扩大到11个省区，由过去的省区内邀请招标变为跨省区公开招标；招标的教材品种大大增加，要求招标数量不能低于中小学教材总品种的10％，其中主科教材招标品种不得低于招标总数的40％；到2008年秋季，中小学教材招投标将推向全国。这标志着新一轮教材招投标改革已正式启动。当时有报道说，这次改革将触动原有教材出版发行体制的底线，是“伤筋动骨”的动作，难度极大。

 

　　教材招投标是改革中的新事物，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有部分论述散见于出版发行专业的一些期刊杂志，主要是出版发行行业的从业人员参加教科书招投标活动的所见所思。[12][12]周彩云在《原创社不能承受之重》中谈及了教材招投标过程中的规范缺失问题：（1）各试点地区招标方在资格审查环节上制造障碍，增加原创出版社参与投标的难度。他们要求投标单位必须取得地方某些单位的证明材料，而这些证明材料的取得必须得到当地相关部门的配合。于是，一些原创社为获得资质证明材料奔波于当地教育、新闻出版、物价等各部门，但基本上无果而终。（2）地方保护现象严重。许多招标方利益倾向性较为明显，大部分规则和制度都偏向于本地出版社，具有能力的试点地区以外的原创出版社被排斥在外。原创社的身份地位在招标过程中最终被迫转换成了“陪标人”。（3）招标文件中存在强制条款——原创社不得不接受的条件，其中很多条件是不平等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实行教材招投标和免费教科书制度的一个目的是减轻学生的负担。目前的情况是，教材招投标和政府采购过程中过分关注出版社给出的教科书价格，对教科书的质量则关注不够，减轻学生负担的压力最终转移到了出版社身上。中小学生要减负，教材要降价，但这样的神圣职责是否该由出版环节独自承受？发行等其他环节是否也应当不脱干系？这其中的权利义务如何分配分担？再者，由于中小学教科书不同于一般商品，它的运行模式并不是竞争越激烈越好，也不是参与的团体越多就越能解决问题，有关权力部门是否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对相关单位进入中小学教材出版流通领域提出资质要求，限制盲目进入和进入过滥。这都是出版从业者关心的问题。[13][13]齐树同分析了世界主要国家中小学教科书供应制度的类型，他认为国家提供免费教科书必须考虑以下四个因素，即义务教育的实施情况、国家对义务教育的投入状况、学校的性质和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而不宜一刀切。[14][14]

 

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  齐树同在《从世界教科书供应制度之比较看教科书租借制》分析了教科书循环使用的基本前提：第一，在一定年限内，教科书要保持稳定，内容不作改动，即教科书要有一定的有效使用期限或一定的更新周期。第二，教科书印制质量高，耐用性好，能多次重复使用。第三，可借此开展道德教育，教导学生爱护公共财产。通过教科书的传承使用，在上下年级的学生之间建立起一种文本联系和情感联系。另外，还有不少研究者[15][15]论述了实现教科书循环使用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转变教科书使用观念、确定教科书使用年限、提高教科书编印质量、保证出版社的利益、加强管理等，对推进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很有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人指出，与一次性使用教科书相比，教科书循环使用也存在一些不足[16][16]：一是使用过的教科书易诱发传染病；二是教科书内容易陈旧，导致学生学习欲望下降；三是借用的教科书不能书写，失去当作业簿的功用；四是学生在书上写划而被老师制止，产生抗拒感；五是丧失反复学习的机会。这些观点也不无道理。因此，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教科书审查制度的合理与否影响教科书质量的提高。“一纲一本”的教科书时代不存在真正的审查，唯一一套教科书经过修改，最后必须被推出使用，由于没有可比的参照物，因此也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实行“一纲多本”后，实际上也只是增加了地方版教材，而各省市的地方版教科书基本上还是单一的，其编写受地方政府的干预。因此也没有严格的审查和可供选择的余地。

　　开放的教科书编写和出版制度必然要求建立严密而公正的审查或认定制度，才能保证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质量。根据我国社会制度的特点，目前我国教科书的审查主要由政府部门主持，聘请各方面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审查工作必须依据一套法律程序严格进行,并受到公众的监督,以确保审查的公正性。

　　教科书评价的本质是评价主体对教科书价值的判断过程。邝丽湛从哲学的视角对教科书评价的本质及其价值进行了分析，指出教科书评价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它存在着两对主客体关系——价值客体与价值主体、评价客体与评价主体，进而从价值维度对教科书评价的功能进行定位，即有满足社会、学生发展需要的外在职能以及满足教科书评价者自身发展需要的内在职能。[17][17]鉴于此，丁朝蓬认为在制定教科书评价标准时须综合考虑学生主体的需要和社会主体的需要，辩证地整合两个主体的需要，即教科书的评价标准来自对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社会需要、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科体系的逻辑规律的分析，是这些规律的具体化。[18][18]

　　目前，在教科书评价标准研究方面，我国主要有高凌飚、张廷凯、丁朝蓬、胡军等人的研究。他们在教科书评价研究上各有千秋，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高凌飚、张廷凯的《基础教育教材：理论与工具》一书，建构了以维度和评价标准指标体系为框架的教材评价方案。这个教材评价指标体系的总框架包括：知识维度、思想与文化内涵维度、认知与心理规律维度、编制与工艺水平维度、可行性与效果维度，并根据这5个维度提出教材分析评价的标准。丁朝蓬的《新课程评价的理念和方法》一书，也提出了教材评价的指标体系，并指出一个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评价指标、评价标准、量表、指标权重，并由这四部分内容构成了评价指标体系的主体框架，界定了评价指标的指向性和评价标准的确定性。胡军的《对进一步完善教材审查和管理的探讨》一文，提出制定具体、全面、科学性、操作性强的“教材审查标准”的设想，建议从与课程标准的关系、偏见问题、教材内容、教学方式、评估策略、版式等方面改革并完善审查标准。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看，他们对教科书的评价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对我国课程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微观层面的教科书研究有一些特点。第一，多以学科立场展开叙事，使得视野具体有余而概括不足：站在课程论立场的人偏好宏大叙事，往往以总结出若干一般性原则、策略为目标，由于缺乏实际素材支撑，难免流于表层化。第二，理论研究成果的科目集中于社会以及语文学科，对数理科关注不足。第三，研究多围绕政治意识形态、性别歧视等内容，对主题的选择、潜在问题、知识的正确性与时代性等则关注不够。主要研究内容如下所示。

 

 

　　教科书的社会学分析热潮大致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日本的许多学者在此领域中建树颇丰。相对而言，我国学者对教科书的社会学分析研究起步较晚，涉足教科书社会学分析的研究者主要有吴康宁、吴永军、刘云杉、朱晓斌、曾天山等。他们的研究基本得出如下结论：教科书是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精心选择的、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文本表达；所选择的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特征，国家或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通过教科书这个物质载体加以具体化，并通过对教科书中价值取向的控制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学者所采用的“内容分析法”和分析框架为其他学者研究、分析教科书内容提供了极为有用的研究范式及研究案例。比如陈月茹的博士学位论文《教科书内容属性改革研究》，[19][19]就借鉴了内容分析法的研究范式，以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重建的课程观为指导，研究既有教科书在理论基础、目标定位和内容选择编排等内容属性方面存在的不足，探索提高教科书内容编制质量的途径。

 

 

　　曾天山认为，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教科书插图的形式、内容及其在教学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实践，结果证明，教科书插图在丰富教科书内涵、提高教科书的质量、增强教育效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陈娴等具体对一套教科书插图的特点进行剖析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21][21]不过总的来看，他们大都是从教科书插图如何有助于学生理解教科书内容这一层面考虑的，其实对教科书插图的分析既可以成为教科书设计者构思的极好依据，也是评价教科书插图的良好依据。陈月茹认为，作为教科书内容的组成部分，插图正在从边缘角色走向中心地位。与商业化书籍不同，教科书插图的课程学意义远大于经济学意义，插图质量影响着教科书“均衡”“潜在课程”“范围和顺序”等内容效标。因此他建议借鉴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插图艺术寻求恰当的理论依据。[22][22]

 

 

　　王有升认为教科书所蕴涵与呈现出的文化世界同现实文化之间的适应、超越或滞后的关系会影响到学生的文化价值观，故而对教科书进行文化构成分析，有利于从文化角度对之反省，有利于课程进一步改革。他以我国现行语文教科书为例，从空间（国家文化、民族文化）及时间（具体的不同时代文化）两个层面进行剖析，指出其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23][23]

 

四、研究内容和研究价值

 

 

　　本课题希望在分析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教科书制度的基础上，面对我国在这一领域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对我国的中小学教材招投标制度、免费教科书制度和教材循环使用制度这三个领域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分析其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缺失，特别是对各方面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我国实施这些制度、政策的策略，并提供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实施建议，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实践服务，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决策服务。其研究意义从理论上说，可以弥补目前理论研究的不足或空白，为课程教材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就实践而言，为相关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我们的基本假设是，教科书招投标应该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平台上展开，使学生能享受到高质低价的教材及服务，从国家有关部门来说，应该从中小学教科书发展的整体长远角度着手，站在整个教科书市场健康发展的位置上，通盘考虑，既要防止教科书利润垄断给师生带来的经济负担、制止教材出版发行的腐败，同时也要考虑过低教材价格给供应商造成的损失。从政策上支持、扶植原创出版社，使之健康地可持续发展，否则，出版社不得不在低利润的生存空间中挣扎，其长远的发展必将受到制约，教材服务水平也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教科书重复使用并不仅仅只是教科书的使用问题，它涉及教育教学理念的转变和方式的变革。目前大面积推行教科书重复使用的主观意愿、客观条件和具体措施都还不成熟。但是当前大面积推行教科书重复使用不现实并不排斥小范围或个别情况下的重复使用。在现行教育体制和教学方式下，针对受教育者竞相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情况，教科书重复使用更多应遵循自愿原则，由使用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情况进行选择。

 

 

　　本课题希望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实际调研和理论对比分析，重点对于教科书的内容、结构、表现形式、可读性等要素进行深入的研究，制定出客观的评价标准，提出比较完善的、有较强可操作性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教科书评价模型，根据这一模型，对教科书编写工作进行分析，提出编写高质量的教科书所应遵从的规律；对教科书审定工作和过程进行分析，提出完善目前我国所采用的评审方法的建议，供教育行政部门参考；对全国各地的教科书选用方法进行调研，提出完善的策略和方法。

 

 

　　本课题着重探讨教科书与教师专业成长关系，重点分析新课程改革之后，通过新教科书的使用，教师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的变化；教师在使用教科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策略；教师对教科书的认同以及与此相关的教育行为的关系；教科书与教学有效性研究。主要探讨教师使用教科书的实际策略和技巧。

 

 

　　本课题旨在解决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出版改革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对解决这些问题给出了明确的思路，既注重理论的探讨，又注重实际操作的指导，其成果将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出版改革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研究课题的选择方面有新意。

 

五、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多种媒介搜集相关的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鉴别、整理。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形成对所研究问题的科学的认识及获取研究问题的方法。

 

2．调查法

（1）访谈、问卷调查法

　　针对不同的对象和要获取问题侧重点的不同而采取的方法。主要用于了解目前国内中小学教科书招投标、评价和使用方面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建设性的建议。为课题的开展提供第一手资料，使本课题能从实际出发去研究问题，缩小研究成果与实际的偏差。

（2）专家调查法

　　本方法针对教科书评价研究而言。专家调查法是经验法和统计法相结合的方法。第一步，把需要确定的评价指标及权重系数和各项指标制成调查表，分发给有代表性的专家，请他们独立填写，然后根据这些表的数据，列出评价指标和计算出权重系数的平均估计值；第二步，计算每一位专家的估计值与平均估计值的偏差；第三步，对偏差较大的专家意见参照所得的平均估计值进行重新考虑，对前一次的估计值做出修正。这样经过几次反复，就可以比较客观的得出各评价指标和指标的权重。

 

3．比较研究法

　　研究国外的教科书制度和教科书评价及使用现状，挖掘可借鉴的理论与经验。

 

4．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决策方法。这种方法是把复杂的问题分解为若干个组成因素，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分组以形成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判断的方法确定每一层中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在递阶层次结构中进行合成以得到决策因素相对于目标的重要性的总顺序。将这种方法引入教育评价领域主要是解决权重分布的问题。

 

六、课题实施步骤

本课题的研究步骤为：

第一阶段（2006年12月～2007年8月）

1．组织相关课题组并开题。

2．组织实验区申报子课题，并制定子课题研究计划。

3．调研、收集国内外教科书制度、评价、使用等方面的资料。

第二阶段（2007年9月～2008年10月）

1．组织对教科书制度的专题研讨，提出相关研究报告的初稿。

2．组织对教科书评价问题的研究，提出相关的模型，并加以完善。

3．对教师与教科书的关系提出初步的研究结论。

第三阶段（2008年11月～2009年12月）

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实际检验，分析相关的数据，完善所提出的理论模型，撰写结题报告，结题。

 

七、主要参考文献

[1]Jaan Mikk. Textbook：Research and Writing，Peter Lang Pub Inc，2000

[2]Bourdillon,H.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Methodologies of Textbook Analysis，Amsterdam. Swets and Zeitlinger，1992

[3]Pingel，F. UNESCO Guidebook on Textbook Research and Textbook Revision，Hannover，Verlag Hahnsehe Buchhandlung，1999

[4][英]丹尼斯·劳顿等著，张渭城等译：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5]高凌飚：基础教育教材评价：理论与工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6]黄显华、霍秉坤：寻找课程论和教科书设计的理论基础，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7]黄政杰：国民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制度与审查标准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中心，1994

[8]蓝顺德：教科书审定制度运作之问题检讨与改进建议，课程与教学季刊，2003，6（1）

[9]叶立群：课程教材改革探索，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10]曾天山：教材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

[11]丁朝蓬：教科书结构分析与内容质量评价，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8)

[12]任丹凤：中小学教科书编制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3

[13]范恒山：《适应改革形势要求，深入进行教材招投标试点》，在全国中小学教材招标投标扩大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5

[14]郭建鹏：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对小学品德与社会课教科书编写影响之个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6

[15]陈月茹：教科书内容属性改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

[16]王郢：我国中小学教科书评价初探，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

[17]毕华林：走向生本的教科书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6

[18]吴瑞祥：关于教科书分析与评价的理论探讨，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3

[19]范印哲编著：教材设计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0]陈月茹：美国教科书选用制度弊端及其成因，全球教育展望，2004(4)

[21]齐树同：从世界教科书供应制度之比较看教科书租借制，教育科学研究，2005年第11期

[22]张东娇：中国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使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当代教育论坛，2003年第5期

[23]孔凡哲：基础教育教科书质量保障机制的国际比较及启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24]“建立面向首都现代化的北京市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的对策研究”课题组：中小学教科书在北京重复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教育科学研究，2004年第10期

[25]陆耀东：洗牌·重构·发展——教材出版发行改革的现状分析，出版广角，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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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曾天山：国外关于教科书功能论争的述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25][2] 高凌飚：关于新课程教科书的几点思考，课程·教材·教法，2002年第9期。

[26][3] 钟启泉：现代课程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377－380页。

[27][4] 杨启亮：教材的功能，课程·教材·教法，2002年第12期。

[28][5] 王婷：教科书的负面性及对策研究，教育科学研究，2000年第2期。

[29][6] 曾天山：国外关于教科书功能论争的述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30][7] 谢华均、宋乃庆：新教材编写的教育理念探析，课程·教材·教法，2003年第5期。

[31][8] 任丹凤：中小学教科书编制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

[32][9] 郭建鹏：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对小学品德与社会课教科书编写影响之个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

[33][10] 王嘉毅：中小学教材选用的基本原则与若干模式，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34][11] 李志涛等：教科书制度的比较研究与改革对策，教育科学研究，2002年第5期；沈晓敏：世界各国教科书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全球教育展望，2001年第9期；王婷：美国中小学教科书制度述评，外国教育研究，2002年第7期；杨妍梅：日本教科书制度及其启示，教育科学，2003年第1期；晓力：论德国的教科书管理，外国教育资料，2000年第6期；张东娇：中美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使用制度的比较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03年第2期；汪莹：祖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中小学教科书制度比较研究，课程·教材·教法，2000年第9期。

[35][12] 如《出版广角》杂志2006年第10期有一个“特别策划”，专门谈论教材招投标问题。主要有姜革文的《出版的非出版因素——从中小学教材招投标谈起》，陆耀东《洗牌·重构·发展——教材出版发行改革的现状分析》等。

[36][13]周彩云：原创社不能承受之重，出版广角，2006年第10期。

[37][14] 齐树同：从世界教科书供应制度之比较看教科书租借制，教育科学研究，2005年第11期。

[38][15] 齐树同：从世界教科书供应制度之比较看教科书租借制；杨慧：教材循环使用问题研究，中国环境管理，2006年6月；代小菊、陈恩伦：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循环使用之探讨，现代中小学教育，2006年第3期。

[39][16] 代小菊、陈恩伦：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循环使用之探讨，现代中小学教育，2006年第3期。

[40][17] 邝丽湛：教材评价的本质及其价值分析，教育研究，2002年第7期。

[41][18] 丁朝蓬：教科书结构分析与内容质量评价，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8期。

[42][19] 陈月茹：教科书内容属性改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

[43][20] 曾天山：国外关于教科书插图研究的述评，外国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

[44][21] 陈娴等：浅谈外国教材插图的特点和功能，学科教育，2004年第1期；李丽华：语文教科书插图研究，宁夏教育，2002年第3期。

[45][22] 陈月茹：教科书内容属性改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

[46][23] 王有升：我国现行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科书（人教版）的文化构成分析，教育研究与实验，2000年第1期.